【二、一場發生在民主陣營內的鬥爭】
學聯在三月換屆後，周永康上任學聯秘書長，新一屆學聯的首要工作，是推出學界方案，參與和平佔中第三次商討日，抗衡溫和民主派提出的方案。當時學聯曾狙擊成立「香港2020」的陳方安生，向她「下戰書」。「其實當時民間團體、學界都感受到佔中內部受傳統泛民、學界、民間團體三方面的拉扯，因此認為學界力量應團結一致，學聯與學民思潮於是共同倡議方案。」周永康回顧起一年前的政治局面，「民間團體都同意學界方案的方向，因為提名委員會本身是殖民時期遺留下的產物，我們需要引入公民提名，打破舊有的殖民秩序。」結果在得到民間團體的支持和配合下，學界方案成為第三次商討日的最高得票方案，更淘汰掉所有溫和方案，使全民公投的三個候選方案，均包含公民提名。結果令學界喜出望外，亦同時受到大量泛民中人的批評，如「香港2020」指三個方案「令香港人沒真正選擇」。而同時，傳媒亦對只含公民提名的全民公投吹淡風，認為泛民支持者普遍感到失望，公投參與者不會超過二十萬人。但最終，民間公投得到逾七十八萬香港市民投票，而學界方案得票三十萬，以約三萬票之差成為第二得票方案。公民提名從此成為香港民主陣營中的共識，亦是政改運動的底線。
／／這其實是民主派三十年來以扛桿效應爭取民主的手法／／
民間公投取得成功後，學聯當時思考的問題是，是否即時採取行動。早在學界公投後的周年大會，學聯於記招後便已提出於七一佔中。周永康指當時行動不獲主流民主派及和平佔中的支持。「佔中的說法一直是窮盡所有方法才會行動，在全民投票後，佔中仍覺得要等待政府回應，才決定是否佔中。他們背後亦認為民間公投的人數有可能迫使北京政府讓步，而對當刻佔中的實際參與人數亦有隱憂，擔心反而減少壓力，於是有了他們的決定。」周永康同意佔領中環，當時很大程度是作為一種威嚇籌碼，而非具體行動。「這其實是民主派三十年來以扛桿效應爭取民主的手法，透過隔空的互相恐嚇、搏奕，期望對方會讓步。可以說佔中不是玩真，而是帶恐嚇的意味，這是泛民的一個慣有手段。」
／／我們希望在主體放回在香港人身上／／
在泛民、佔中以至主流傳媒都表明不鼓勵的情況下，學聯決定了七一「留守遮打道」，準備將「佔領」的想像付諸實踐。「學聯覺得單憑投票是不能令政府讓步的，香港人需要以行動告訴北京政府，我們除了投票，還會確確實實的佔領。而且我們知道八月將會人大決議，佔領其實已經拖無可拖。」在五六月期間，學聯宣傳學界方案時，提出了一句口號：「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周永康指出口號背後，其實有種劃時代的意義，「過往三十年民主派爭取民主時，確實太著重於透過媒體扛桿、政治明星等空降式的宣傳去制造政治壓力，這其實是一種非常代議的方式。而我們希望在主體放回在香港人身上，只有透過香港人的抗爭行動，才能為香港帶來希望。」「我們其實是將佔中提了出來但沒有實踐的東西，確實地實踐出來。」
七一當晚，逾千人與學聯留守遮打道，五百一十一人被捕，成功達到預期目標。香港人見證著一次大型公民抗命運動的發生，社會上各界轟動，亦有不少人在問，當學生走出來抗爭時，其他人在那裡？周永康事後接受網媒訪問時直言「覺得悲涼」、「如果我們都不站出來，那誰站出來？」當社會上的抗爭責任，剩下由學生去承擔的話，這社會無疑是病了。也許當時學聯沒有時間思索太多，因為當八月經歷了大規模反佔中運動，「八三一」人大落閘後，學聯隨即發動罷課。當罷課去到尾聲，佔中仍是將動未動之際，學聯與學民思潮又上演了讓所有香港人震驚的一幕：重奪公民廣場。周永康與岑敖暉、黃之鋒及一眾學子一同被捕，當他們被拘留了逾四十小時而終於獲釋時，警方已向群眾發放了催淚彈。而兩年間一直掛在口邊的「佔領行動」，亦在這天終於爆發出來。但佔領運動中的焦點，已不是傳統的泛民主派，亦不是將佔領想像帶到香港人腦海中的佔中三子，而是當日衝進公民廣場中的學生團體 —學聯與學民思潮。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