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 Gundam Lam
出現雨傘世代，其實是必然的。雨傘世代，泛指香港四十歲以下的居民，是雨傘運動裏的骨幹。將雨傘運動，定義為學生運動，根本是沒有看清楚，因為雨傘運動的參與者，超過一半都是26-40歲的人。（詳情見《明報》的《後雨傘運動：告別政治冷感的年代》）。這一世代中，年紀最大的在1975年左右出生，是成長於香港經濟發展後的一代。基本上，再窮，也窮不過戰後的一代。單單物質的改善，邊際效用愈來愈低。雨傘運動站出來的，所追求的，已經超越了單為物質。單單承諾GDP發展，卻拋棄了年輕一代的共同價值，才是雨傘運動爆發的主因。台灣九合一選舉，藍營潰敗，原因亦相類似，最大的分別，只是選舉的社會成本，遠低於社會運動。
文化上，雨傘世代是國際公民。我們的文化語言，既有傳統中華文化，但亦有美劇日漫。當然，對中華文化，我們並非不瞭解。筆者這些雨傘運動的大姐姐輩，背起《長恨歌》、《木蘭辭》並不會比中國或台灣的朋友差。但國際公民的結果，是除了傳統的中式英雄外，楷模亦包括很多其他人。林黛玉，筆者覺得她很煩。港女愛情觀，反而更有《老友記》的Rachel或《橙路》的鮎川圓的影子。岳飛固然是民族英雄，但是華盛頓首創的領導退休、英國的光榮革命、甚至英王喬治六世，能力不足，卻努力堅守崗位的精神，亦能鼓動我們。以傳統中式或新中國的觀念去評價我們，並不公平，因為我們的想法，已經跳出了那個框架。我們不是為反而反，而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框架的存在。香港的競爭力，亦建基於這種文化認同。
筆者聽聞，有建制中人，開始閱讀各大討論區，希望瞭解雨傘世代。但坦白說，沒有雨傘世代的文化語言，並不容易瞭解我們。文化語言，就是一個角色，一個對白，背後都有完整的故事，代表了完整的思路。從「同一招式不能對付聖鬥士兩次」的那種樂觀，到「等價交換」背後的抉擇困難，都是需要從整個故事去瞭解。
香港雨傘世代的認同，早已超越了單單的血脈認同。我們沒有忘記，廣州還有一堆表兄弟，但是相對他們，我們反而覺台灣、日本的友人更親近。老一輩的論者，也許覺得我們是亂懷優越感。但與其說是優越感，還不如說是文化認同。最少，跟台灣朋友說起孫悟空，我們想到的是有兩名兒子的那位，而不是有兩名師弟的那位。沒有共同的文化語言，溝通亦只會流於片面。距離感，就是從這種無數次的片面溝通所形成的。
一國兩制，偉大之處在於它承認了中港兩地有所不同，而且香港的一套值得保留發揮。制度有差別，從而都不單單指政制或法律制度，而是全方位的文化及社會差異。當日「馬照跑、舞照跳」的承諾，就是政府願意保障香港的一套文化價值觀。雨傘運動的第一幕，也許步入尾聲了。如果決策者不承認，不照顧雨傘世代的文化認同，那麼廣義的雨傘運動（或稱雨傘運動第二幕），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