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跟兩個認識的人在臉書上辯論。從前的我大概不會跟相識的人討論得太深入，怕傷了感情，也不想讓雙方變成對立，反而不利溝通。然而昨日我做了；我開始認為，在這個歪斜的社會中，如何面對不同意見的人，如何冷靜地嘗試討論，如何不人身攻擊不講粗口，好好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是我們要學習的。是的，我像很多人一樣，討厭衝突，也避免衝突。可是，社會走到這一步，做不到前線抗爭，起碼也得盡量心平氣和地跟人討論是非真偽。沒有人能說自己的見解是絕對真理。正因如此我們才有辯論的必要。
然而，與此同時，我深深地感到悲哀。也是昨日，另一個朋友問我：「你會不會做蕭紅﹖」我回答道蕭紅三十一歳便死了，朋友說：「至少她不必再理會些甚縻。」我想我明白朋友的意思。在她身處的時代，蕭紅是個異端份子；那時的主旋律是抗戰，是國家民族，而蕭紅寫的是故鄉的小故事，小人物，小敘事。
我們說善於辯論者為「雄辯」，那是男性的，雄性的，就像建制、警察、制服、抗爭、暴力(或武力)一樣。我們或自願或不得以地走進了雄性的框架。然而此刻，我比任何時候都感受到寫作小說的必要，儘管靜下心來是這樣難。
我是個急躁的人。對於荒謬的日常，我總是按捺不住要表達看法，否則如鯁在喉。在這些時候，我感到一個雄性的「我」佔據了我的身軀頭腦，另一個「我」只能隱身幕後。我並不享受這種感覺。首先，在討論中壓倒對手，跟說服了對方，是兩回事；更重要的是，那個雌性的「我」不得不躲起來，因為情緒、纖幼、連繫，在如今的主旋律中，並不適用(至少是難以應用)。而我一直關注的動物權益很可能被消音，因為政治的風暴已把生命的主體摧毀。
由是我更感到動物的可悲，也感到自己和動物的聯繫，是那樣隱然而連綿不斷；由蕭紅的時代開始，一直到如今。
小說，小敘事在此刻也許沒甚麼緊切的需要；它們從來不是抗爭的工具，也未必能提出甚麼真知焯見。小說不擔當評論議事的功能。可是，只有在小說，小敘事裡，我才能找回整全的自己；我才會看到那些躲在憤怒後面的哀傷，無力，痛苦。
這是一個精神分裂的時代。我們討厭爭辯而不得不爭辯；我們討厭躁動而不由自主地躁動。我們討厭分化而不得不說明立場。我們討厭這種社會氛圍卻依然要活下去。我們要堅強，因此先要面對自己的軟弱。我沒有呼籲，因為呼籲已經夠多了。我只是想說，不管你寫不寫小說，看不看小說，如果你抱持某一種想法，不如先想想，你為甚麼選擇站在「這一邊」而不是「那一邊」；那到底是你的信念，還是你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