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陳雲
2007-01-18
去年冬假，小兒遲起，早餐時忽說要坐電車，便帶他出中環。從尖東火車站下了車，行到九龍天星碼頭，搭小輪過海。成人一元七毫，小童一元二毫，六十五歲以上人士出示長者卡或身份證免費乘船。在中環皇后像廣場，正思量該去筲箕灣還是西環，幾輛車頭寫「筲箕灣」的墨綠木頭鐵車已開走，於是便去西環。怎料坐了三十分鐘才駛入堅尼地城，小兒飢腸碌碌，見有人坐在士多店前啜麵，便趕忙下車，朝公仔麵而去，忘記了用八達通卡付車費。我看了楷書直行的中文車費告示，隨手摸了個一元硬幣投入錢箱。成人二元，小童一元，不論遠近，劃一收費。同車的有辦貨歸來的家庭主婦、退休老人、穿制服的白領女工與清潔女工、菲傭、臂彎夾着摺車的印巴裔雜工、帆布背囊有縫線痕迹的裝修工、速遞員等，我熟悉的深水埗，在鐵軌上流動。
生存空間之爭
渡輪與電車，懷舊之外，還是勞苦階層生存空間的一環。慶幸至今兩者都保留價廉與墨綠的舊時本色，那是香港舊時交通工具—渡輪、舢舨、電車與九廣鐵路柴油火車的統一色調，都用生鐵及實木建造。墨綠是工業年代的樸素本色。容許廉價渡輪穿越維多利亞港，電車連接舊區駛過中環，與當年容許市區旺地有公共屋邨、工廠大廈、山邊木屋與街頭小販一樣，是殖民地政府社會共融政策（social inclusion）的遺留物。回歸之後，港府放棄舊政，要在此地推行大都會經濟，被商家壟斷的城市規劃與舊區重建成為社會隔離政策（social exclusion）的兩道撒手鐧，市區驅逐窮人，好變身商業區、海景豪宅與消費大商場，偏遠的新市鎮淪為勞苦大眾的集中營，為市區供應勞工。市區之內，往昔貧富共用的街道與地舖消失，新型的高樓豪宅或冷氣商城，有如一座中世紀的貴族堡壘：行車天橋是吊橋，橋下的高速路是護城河，有疾駛的奪命市虎（汽車），堡壘的頑石基座是停車場，停車場上有平台花園供貴族專用，堡壘下有秘道通往地鐵站。
近年這些堡壘不再是採取外緣擴張的漸進方式，而是如傘兵突襲，一一空降舊區，破壞生計，俘虜窮人，放逐天水圍，切斷舊區的生路與人脈之後，再整個吞噬。觀塘的apm與旺角的朗豪坊是先兆，將來灣仔連接金鐘的利東街（「喜帖街」）、觀塘的裕民坊等，都會遭受重建規劃的空降兵團入侵。舊區住戶開始反省，理解到收樓的賠償不足以彌補在舊區的生計與人情，但他們被官府分化，逐個擊破。所謂心物不二，去年年底的天星碼頭抗爭，有心靈價值的浪漫，也有物質空間的實際，是官商勾結之下，長久被官方地政規劃所愚弄的民眾，忍無可忍，付諸行動，並且由社區保存運動人士、學生、藝術家與其他人士以資訊網絡動員參與。這股抗衡全球化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勢力，從環境保育、綠色生活、自主消費到舊區保存等議題慢慢累積而來的新社會運動，其實是香港遲來的鄉土運動。
真中產
香港回歸之後，產業轉型，貧富兩極化，頗多青年與中產階級因出路受阻、階級攀升無望、財富貶值而堆積怨氣，轉而尋求心靈慰藉與身份認同。本土文化風物與市內舊區的生存空間與人情網絡，成為心靈寄託的場所與實際的消費空間。攀升無望，他們（包括我自己）也許更多關懷向下流動的階梯，尋找低金錢消費而高人情滿足的生活方式，儉樸而自尊的生活方式，要向政府討回此種生活方式的正當地位與物理空間。可惜他們的寄託對象及活動場所，卻被單向經濟思維的政府、地產商及聯營集團剝蝕，加上政府無視天星碼頭的歷史地位，堅持拆毀，終於觸發衝突。
中產階級因收入下降而在消費方面呈現「下流化」之後，將更重視心靈需要，更似中產階級，官府更難用經濟利益分化收買，也無法用諮詢公職籠絡。參與天星碼頭抗爭的人士與背後默默支持的大眾，他們要的不止於保存碼頭，而是社區的持續發展，要從官僚與商家手上，奪回城市規劃的公民權。這些人有資訊網絡的號召力、溝通的同理心、藝術的感染力及行動的膽量與靈活性（如佔領工地、臥警車底、絕食等），不參與也不認同主流政治，官方難以招撫。往昔港英的政術不出兩道板斧：政治諮詢化及政務技術化。面對立足於心靈與鄉土的民眾，分而治之的諮詢吸納不再適用，將政治議題化作技術細務的政術也難奏效。
真政治
諮詢政治的三招，是拉長戰線、以眾凌寡及以快打慢。官府先以冗長的諮詢程序（七年！）化解激情，坐待民意代表換班及失憶，並以專業隔離的方式收集專家的靜態意見。再逐個分化受影響人士，個別協商，枱底交易。決策之後，以快速的、環環相扣的執行程序（如拆碼頭—第三期填海—建高架公路及環海商場的方程式），製造無可改變的既定事實（如火速拆毀鐘樓），挫敗民氣。港府絕少舉辦公聽會，使各界意見得以集結及提升，形成議題，塑造官民信守的共識。市民捍衞碼頭，並非推翻共識，而是從未有共識。
諮詢政治繁瑣而機詐，港人不是不知，只是過去港英政府尚算公心執政，市民認同的是諮詢的結果，不是過程。往日港英高官，在「六七」暴動之後公心為民，乃制度上受到英國國會、反對黨及鄉譽等制衡，而且始終是境外政權，面對國共虎視，必須有政績與民心支持。回歸之後，北京一力支持香港，港官難免肆無忌憚，無復當年殖民官員的戒懼之心，私念與怠惰兼有，且迷於公關邪術。舊港英未經民眾抗爭而好歹保存了卜公碼頭上蓋（移放摩士公園）；新政府卻不顧民憤，粉碎天星碼頭。
過去香港的政治抗爭，從對抗殖民霸權，要求平等權益與社會公義（如中文運動、反貪污）到民主抗共（普選與反二十三條立法），均非立足於鄉土情懷，而且技術單純。天星碼頭事件帶出的自主規劃訴求，是生存空間與心靈價值兼具的抗爭，眼看得見，心感受到，而且涉及的城市規劃，是一直隱沒於複雜技術的金鐘罩之內的官商禁臠，利益轇轕嚴重，影響民生深遠。民眾介入地政規劃，介入文物傳統，不懼技術細節，是市民政治一大飛躍。
真的天星
捍衞天星碼頭，不只是保存舊址，而是維繫自蘇守忠以來的本地市民抗爭傳統，那才是真正的北斗天星。拆得了碼頭，拆不走天星。政府拆毀碼頭，只令抗爭更為合理，更為迫切。舊建築、老社區是共同回憶、文化傳統，我們要共同記住的，除了是往日貧富共融的社區精神，默默耕耘的小市民，還有為未來公義而抗爭與犧牲的諸位前輩。
後記：集體記憶或集體回憶一詞，譯自la memoire collective （collective memory），源自法國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的批判理論，指出社會的記憶受到種種制度主宰（傳媒、史學、紀念碑、選擇性的文物保護與博物館收藏等），略有貶義，Marie-claire Lavabre更用之研究共產黨的群眾記憶控制術。香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流行此詞，民間不加辨別，自取其辱；官府則樂意承襲，渾水摸魚。中文「集體」一詞，飽受共產政治污染，如集體農場（勞改營）、集體決定（獨裁）、集體領導（黨委制度及中央政治局）等，採用務須謹慎。團結抗爭，大可用「集體」（如集體談判權、集體絕食），但論述民間文化傳統，宜用「共同回憶」（shared memory）等詞代之，免得引狼入室，自招官府駕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