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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權威:一部簡明世界史

上社會學的第一課,講師會教你何為「權威」。你驀然發現,自己身邊聳立着林林總總的權威:國家、政府、警察、牧師、 醫生、老師、 父母……他們受尊重,被信賴,在社會、學校或家庭等建制裏發號司令。他們可能本身有學識,有強烈的奉獻精神,也有可能是他們拳頭比你大為後盾,成為了他們權威的來源。有云在民主政制中政府經過選舉洗禮而得到民意授權,那也就是民意權威。但這些權威可以驅使你信服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有道理,也不是因為他們感動了你,而是他們地位本身,已經有一種超然的能力,這也就是權威本身的涵義。

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一個完美的社會就是絕對權威組成的社會,一個蜂巢社會。當蜂后是哲學家王的時候,各種工蜂就是層層下遞的階級,各人安如其份,服從上級權威,接受了最聰明的賢者統治,社會自然會公義。這恰恰跟孔子在春秋禮崩樂壞的時代提倡回復天子、諸侯、士大夫、庶人的封建制度殊道同歸。後來柏拉圖主義被基督教納入神學系統,一直奉為至理明言,但好景不常,科學的出現令到基督教的權威分崩離析,哥白尼的地心說挑戰了羅馬天主教的權威,從此歐洲大陸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掀起了舊權威與新權威的爭奪,這時人們驚覺起盲從傳統權威的愚昧僵化。近代新教的興起,代替了舊日羅馬教宗的權威,這是一個同類權威的新舊更迭,而科學理性也取代宗教成為了新的權威,這卻是一個嶄新的權威擊潰了舊權威。牛頓三大定律,宣示了只要人類運用理性,便可以窺探出宇宙中的真理,這一表述至今依然震撼。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更把理性主義推至巔峰:只要運用理性,人類也可以實現烏托邦,實現積極自由。不過,這些思潮對舊權威的攻擊是毀滅性的,盧梭主張的「主權在民」把君權神授論送入墳墓,馬克思對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精闢見解更是令人們投入了超過一個世紀反資本主義權威,帝國主義霸權的革命事業,這時人們發現了現代權威對人性的壓榨,以力圖想擺脫枷鎖,解放自我。

可惜我們重溯歷史,當科學理性試圖將我們從愚昧中拯救過來時,卻形成了另全新面貌的新式權威:整個現代社會的形成。科學帶來的工業化使社會成為了一個龐大工廠,廉價勞工成為了無產階級,工廠主人則謀取暴利一躍為資本家,一個由利潤為指標的權威組成了由上而下的貧富階級。國家也變成了一個龐大機器,操作着官僚制度、警察制度等建制 ,一個一個的制度為搬入城市的人們制定規則法例,而政府從中得到的,當然是一次又一次地鞏固權威。就連醫生、教師、律師等擁有專業知識的,也形成了一種現代社會的權威。國家機器以利潤掛帥,四出向世界各地尋找資源及市場,擴張版圖,而種族主義科學也為殖民地帝國背書。軍事科技的日新月異,也令國家機器樂此不疲地製造武器,進行軍事競賽。在資本主義的出發點上,這一切都是多麼的科學和理性,卻又是多麼的荒謬。最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猛烈敲醒了信仰科學理性的現代主義美夢。而另一方面,當盧梭與馬克思要我們拒絕權威時,權力的真空迎來的卻是更加極端的後果。羅伯斯庇爾的恐怖統治,蘇聯及其多個共產政權的封閉獨裁統治,多少個以人民作號召的野心家,以反權威為名成為了新的極端權威,實行了多少罪惡。歷史似乎在告訴我們,社會不能脫離權威而運作,又或者是我們依賴權威太久了,沒有人告訴自己該如何走,自己便頓失方向。無論如何,經歷現代主義的恐怖後,後現代主義揚棄了探求真理,想像烏托邦,而只是建構地,或解構地解釋權威,在資本主義的集權下提出微弱的控訴,卻擺脫不了現代主義的幽靈。而在東歐劇變,蘇聯倒臺,大陸全面走資後,世界更加亳無顧慮地走向着資本主義及國家權威。歷史到此為止,似是現代權威的全面勝利?

不過,歐洲的權威鬥爭除了帶來戰爭與意識形態之衝突外,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盧梭主張的「主權在民」,將民主概念深深刻上人們腦裏。法國的全民選舉在政制的完善後終於成為一個恆常的政府輪替機制。當人民都成為了政府的持份者時,政府便不再是由上到下具壓迫性的絕對權威。而在馬克思在猛烈批判資本主義時,高舉着無產階級革命旗幟時,伯恩斯坦反而提出以民主機制改良資本主義,最後達致社會主義的目標,社會民主主義遂在革命與反革命以外走出了另一條路。各式權威的爭鬥,由戰壕搬到了投票箱裏,由奪取領導政權改變為爭取民意授權。最後,各種權威都開始愈漸模糊,工黨不只再為工人、民主共和兩黨也變得大同小異,而政府的權威卻在不斷加強,革命的可能變得愈來愈少。有人會質疑,政府換了新的形式,名為人民,實為繼續鞏固其絕對權威;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社會階級差距愈來愈大,財富公平的社會主義理想又何曾實現過?這一切都好像說明,就算以民主改良,現代主義仍然倨着權力的高閣 。

當歐洲大陸從宗教權威中釋放出來,捲入了舊權威與新權威,反權威的爭鬥時, 中國走上了與歐洲不同的路。中國也有過一個接一個的政權更迭。有王侯將相的李唐、趙宋,有市井農民的劉漢、朱明,外族的蒙古、女真,幾乎每一個政權的建立,孔子就會被拿一次出來供奉,也有一些聲稱儒家的董仲舒、宋明理學提出三綱五常,進一步把天地君親師的絕對權威塑造起來。天地君似是西方的君權神授論,而親師則為中國文化中更強的權威,師如父,父如君,君如天,也反映了傳統中國家庭中的強烈階級現象。直到清代清談理學的儒者仍然執掌這國家時,現代主義先驅的英國炮艦已停泊在廣州灣上,此時中國才猛然發現自己早已倒退到中世紀了。洋務、維新 ,直至辛亥革命,硬件套入中國的試驗統統失敗,五四學生才想到了思想救國,提倡民主與科學,要打倒孔家店,中國共產黨亦因此應運而生。49年中共建政,全國陷入了一個反權威的權威崇拜,瘋狂的二十八年過去後,中共轉過頭又要重抱資本主義權威,高舉「發展是硬道理」,近年更荒唐地把孔子又推出來,要重塑封建統治權威,大開歷史倒車。從極端權威的瘋狂退一步,傳統權威再此由棺裏抬了出來,輔助着高速利潤增長的現代權威。反權威的風波以血腥鎮壓收場,而社會權威對人性繼續壓迫時,總要添上人民本身的愚昧僵化。

香港一直是現代主義的佼佼者,是全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最以經濟利潤為指標的城市,奉中環價值為絕對權威。不同於歐洲或中國,香港的反權威是從來沒有留過一絲痕跡;一切阻礙着經濟發展的,歷史文物如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照拆可也,私有農地如菜園村強拆不誤。一個個地產霸權操縱着全港的土地資本,形成由上而下的鮮明貧富階級。而政府權威,自然以最理性的方式執行中環價值:領匯上市、停售居屋、八成強拍……政府的一個又一個制度,在少數派擁有多數議席的偽民主議會內,分組點票把功能組別有恃無恐地壓在民選議員的頭上,串通政府,合理地制定不合理的規則法例,將政府的權威以理性再重新包裝。而當反權威群眾佔據中環街道以示對權威對自己意志蹂躪無可申訴的不滿時,政府便動輒以理性表達為由強烈譴責示威者擾亂治安,然後出動警察權威震懾,繼而施放胡椒噴霧鎮壓,以隨意一條條例拘捕。翌日八時,一大群西裝筆挺的,營營役役地在街上趕路到某大公司上班,繼續去捍衛他們的中環價值,昨天的亂象,沒有留下一絲痕跡。一切是多麼理性,卻又是多麼的荒謬。

然後,將會有一個以父親為名的人寫了一篇文章,苦口婆心地規勸他去了示威的兒子。他卻忘記自己,尤其在中國文化上,已經是代表着一個權威。 但他們可以驅使你信服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有道理,也不是因為他們感動了你,而是他們地位本身,已經有一種超然的能力,這也就是權威本身的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