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17年前夕，香港正面對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危機和挑戰。
6月10日，北京中央政府經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6月20日，在國家級的黑客暴力襲擊下，「佔領中環」開始為期十天的民間全民投票，首日投票人數超過40萬，三天後逾70萬，最終有效選票近80萬。6月27日，約1800名法律界人士與法律學生在33℃高溫下，參與回歸後第三次法律界黑衣靜默遊行，抗議白皮書破壞「一國兩制」，遊行人數創新高，較2005年人大釋法遊行多出約一倍。
6月19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放「港人最新信任及信心指標」調查結果，在6月6日至12日隨機抽樣調查中，有41%港人表示不信任中央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的為34%，「各項港人信任和信心指標大致保持平穩，只有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淨值明顯下跌至負8個百分比。」[1] 另一個在6月24日發放的「特首及政府民望數字」民研調查顯示，特區政府「處理與中央政府關係及改善民生的滿意淨值明顯轉差」，「巿民不滿特區政府處理與中央政府關係的比率，現時為38%，是1997年以來的最差」。[2]
自1992年來的跨年代追蹤民研調查顯示，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在97回歸後曾經穩步上升，在2007年10月更達最高峰59%。[3] 回歸初期，由於中央政府信守「一國兩制」的承諾，儘管經歷各種逆境，港人仍然相信中央政府會落實«基本法»所賦予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在2001年8月至2005年2月，以及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期間，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甚至高於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差距於2003年12月達18個百分點，那一年香港正飽受沙士、經濟低迷和«基本法»第23條爭拗的衝擊。[4]
但這一切似乎都已成為過去。«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在6月26日的專欄中感嘆地指出，「香港呈現了老中青都感到北京的『管』、港府的『治』俱不得其法，憂慮長此下去，必會把香港弄垮。」[5]
同一天的«明報»社論更為悲觀，開門見山在第一段指出，「香港問題歷經30多年，近期社會氛圍之詭異極為罕見，因為包括官方和民間都認定本港將發生衝擊社會穩定的重大事件，亂局會演變至怎樣的程度，根本無法預測；但是，明知道香港安危面對嚴峻挑戰，卻沒有任何一方、任何人挺身而出，嘗試扭轉情勢，而是等待觀看硬碰後的結果。」[6]
誠然，在一切都政治化的今天，社會很容易被分化、撕裂，甚至對立。在標籤效應和傳媒渲染下，狹窄的政治觀似乎只有兩極化的選擇：要麼支持，要不然反對。政治的角力很容易變成寸土必爭的零和遊戲，但最終卻可能演成兩敗俱傷的雙輸局面。
33位基督教會的牧師和信徒於6月13日聯署發表了一份《關懷香港牧函》。[7] 他們不僅來自不同宗派背景，更代表了很闊的、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當中「有支持佔中的，有反對佔中的，有同情佔中的，有質疑佔中的，也有對佔中持中立意見的。」聯署的最重要意義不在於他們對政改方案已經有什麼共識，而在於儘管他們的「政治立場有顯著差異、甚至矛盾」，他們卻願意「聚在一起，透過聆聽、對話，甚至坦誠諍言，建立互信，在共同價值的基礎上，承認分歧卻彼此尊重，恩慈相待，保持合一。」換句話說，他們不能夠容許他們之間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政改立場把他們（以及教會）撕裂和對立起來。聯署代表著一個信仰宣言：「那維繫我們的，比那分裂我們的更大」（That which unites us is greater than that which divides us）。
香港今天正面對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危機和挑戰，然而，撕裂和對立並非是必然的。關鍵或許在於，儘管政治立場有顯著的差異、甚至矛盾，香港人是否仍然可以有維繫和團結整個社會的力量，並且大家願意把焦點和能量置放在其上？在政治紛爭之外，香港社會是否還有更重要的核心價值和原則？如果我們不容許我們之間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政改立場把我們（以至於整個社會）撕裂和對立起來，我們必須問：這維繫和團結我們社會的重要資源是什麼？
註釋：
[1] 〈港大民研發放最新信任及信心指標的調查結果〉，2014年6月19日新聞公報。
[2] 〈港大民研今日發放特首及政府民望數字〉。
[3] 〈市民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按次計算(19/6/2014)〉。
[4] 〈市民對香港特區政府、北京中央政府及台灣政府的信任程度—按次計算 (19/6/2014)〉。
[5] 林行止：〈木馬藏龍匿虎？疑心搗港不寧！〉，«信報»，2014年6月26日。
[6] 〈山雨欲來風滿樓 治亂走向臨界點〉，«明報»社論，2014年6月26日。
[7] 《關懷香港牧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