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圖源）
「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迷思
從「沒有大會，只有群眾」這個口號出現開始，筆者便很盡力理解不同的觀點。我抱著開放觀望的態度，思量完全自發的社會運動，究竟能否持續下去？卻見「大會」的權，只不過是從一些人手中，落到另一些人手中。
那些帶頭喊著「只有群眾」的行動者，只不過是從「大會」手中接過了主導運動的權力。這些行動領袖雖沒有打著學生的旗號，他們卻也一樣被捕、一樣有虛怯的時候、面對極權政府和無理執法一樣顯得無能為力；我個人也同樣肯定他們的付出。
然而「只有群眾」，是否只是個不存在於世上的理想烏托邦？又是否能實現且可行？如果沒有人提出、沒有人宣傳，群眾如何知道在哪裡集結？沒有人領導，群眾又何能生出一個集體意志，知道向哪一方移動？歸根究底，行動者只不過是在責難「大會」沒有聽取群眾的意見，只不過是取了「大會」而代之（純討論、無貶義），而並非「只有群眾」的實現。做法或有不同，運作模式在本質上依然不變，還是由個別人士指揮，群眾聽令。
至於參與的人數規模，則取決於認同他們做法的人數多寡，而非很多人口中愛說的「光環」。不相信的話，請認真去問問黃底的朋友，究竟根據什麼判斷「是否參與一場運動」？筆者個人的思維模式是，如果參與一場社運，需要冒受傷或被捕的風險時，我必需清楚明白地知道，我做這件事的目的是什麼、行動背後的理念是什麼。
為了什麼而抗爭？
這便衍生了下一個思考主題：我究竟為了什麼而抗爭？
眼下，談民主仿佛太空泛，說政制好像太遙遠，「維護本土利益」便成了一個較實質而可行的目標。每次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短期內可能減低了水貨客的數目，嚇退了拖著行李箱輾人腳的自由行旅客，一時間商場回復平靜，除了商戶之外，人人拍手。可是，長遠來說，那些所謂「過門都是客」習以為常了，或是官方抗衡的警力加大了，我們仍然要每星期血流披面地與警棍和胡椒相對嗎？而我實在不忍見到女子滿臉鮮血、不忍看見未成年者被捕。
有人告訴我「左膠」的定義是，「不去思考勝利的方法，只做自我感覺良好的事便覺足夠。」那麼，誰來告訴我，長遠來說我們該如何贏這場仗？如何還香港一個清靜，免受過多水貨客和自由行的滋擾？如果不去思考的話，冒著大風險、不顧自身安危的各位，與你們所唾棄的「左膠」做法有何分別？為什麼一些人不去思考勝利方法就被標韱成「左膠」，一些人不思考為什麼做、怎麼做，說「我不知道，做了再算」就是勇武行動派？重點難道是在「以武制暴」嗎？還是這種武力，已成了「以武倡暴」，讓情況越演越烈，讓參與其中的人越來越容易受傷呢？我自問也不是完全「和理非非」，但行動要有對等的理據支持，卻是筆者個人的信念。
別人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我卻道反之亦然，「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尤記得機場飯煲哥，照片和文字描述一出台，網上輿論一如以往恥笑「強國人蝗蟲行為」，及至報章大篇幅報導飯煲哥的淒慘身世和故事，輿論風向又一面倒轉為同情。小事一樁，卻顯明香港人在本土意識急抬頭之際，同情心還是不分本土、非本土的。我想，如果把那些「水貨客」的故事一個又一個翻出來，讓他們將自己的辛酸娓娓道來，那些行動者還會狠狠的用腳伸向他們的行李箱、旁人還會袖手和默許這些行為嗎？一位從事義工服務多年的黃底朋友稱，這些水貨客多是生活艱難的基層。
而我不是說本土利益不需要或不值得維護，但應該在制度層面上維護；下降到個人層面時，筆者還是很希望行動者能夠以理性和人道立場為出發點來行事。希望行動者清楚明白自己為何而做，能為行動劃出一條界線，深明白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勿只隨從情緒和氣氛而行事。對於水貨客和自由行，我能想出的答案依然在於制度，一天政府不願用措施控制，一天我們還是在螳臂擋車。那麼，這些行動有意義嗎？在筆者而言，光復行動的好處在於，它充份地向當權者展現了市民受夠了、並且為了改變現況而甘願承受風險和付出代價。
如果必須行動的話，行動同時也請不忘向公眾強調訴求，要求政府正視問題，表明這一切是因為政府的漠視而發生的，而非一班「廢青」在純粹宣泄怒氣。
支持者迷惑而流失
當抗爭的目標和組織越來越模糊不清時，一些行動者感到沮喪、混亂而疑惑。有長時期參與光復行動的年輕人向筆者表示，因為他們一班行動者跟別人沒太多溝通，有時會被誤認為藍絲、被痛罵；行動者之間亦多有紛爭內閧，令他考慮停止再參與行動。
各種各樣的問題：目標不清、組織不善，正消耗行動者的意志，更持續地削弱運動的能量。有多少曾經懷滿腔熱血，腳踏夏慤、彌敦道的人，如今又回復了「正常生活」模式？
近日多有退聯的呼聲，泛民陣營一如以往被痛罵。就算這些團體為人咎病，比起如今光復行動的規模，他們在過往的組織能力是有目共睹，而筆者覺得香港還是需要這股力量的。
我們是否還要一直高舉「只有群眾」的偽旗號？是否還只願說「做了再算」而拒絕思考全局？或許是吧，畢竟不知從何時起，這已是一個不講求理性思考的時代了。
筆者Facebook專頁：遊走在宇宙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