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會將這一切沖淡，很快就會完結的。」這是一個月多前的同事的預言，一副飽歷蒼桑、目空一切的樣子。
這個中年伯伯，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慈祥的苦笑下，露出細長的魚尾紋，像一些隨著時光流逝而顯得淡然的人生閱歷，隱隱然烙印在臉上。他跟我細數著文革時的童年往事，八九民運時的躁動和熱情，以及成長以來的心理變化。
他說，每個人也有熱血、狂妄的時期，或許，我們此刻正躁動不安，內心跌宕不已，但隔了一段時間後，當我們平靜下來，抽身而出去回看這整件事時，就會發現其當中的盲點，不禁為自己的無知和渺小感到可笑。這是他於八九民運後所領悟到的事。他說，當時，他正正是個大學生，甚麼也没有，只有一鼓熱血。
我從沒有否定他的想法，畢竟，他是個有經驗有能力的長輩，他所經歷的風浪比我多，從那一個火紅火綠的年代的中國社會成長過來，不得不佩服他的韌力。
自跟他相識已來，我都很疑惑，一個曾是非洲孔子學院的院長，並編修過現代漢語詞典的大學講師，到頭來在香港定居，並屈就於當一個中學老師？難道金錢的引誘真的這麼大？見到他舉家從內地搬到本港的私人屋菀，兒子又能入讀直資名校，我知道有些事情，不問也自會領略。
他喜歡香港的自由空氣，欣賞港人爭取民主的勇氣，卻擔憂香港著學生和未來社會的前景。畢竟，大家也不想事件流血收場，誰也承擔不起慘痛歷史的重演。然而，中共不可能會讓步，民主不可能一步登天，而且民主也有其壞處，看看泰國和菲律賓就知道了。某一日吃飯，他如是說，並補充道，一個由土匪出身的政黨，能接納到這麽多意見，已有很大進步了。
或許，他比我更宏觀和有遠見，更了解國情，更具際視野，但我還是不盡認同他的觀點，自知不能說服他，只是笑著點點頭就算了。
我的另一個同事，數年前從北京風塵撲撲地來港工作，於一年前嫁個給一個草根出身的老師，並剛生了個小孩，某次言談間卻發現其北京的父母應是富貴之人，我有點驚訝，並問道，近年來中國內地經濟起飛，何不一家人到回內地發展？
她說，只要你親身到那城市生活過，就知道連說話都要畏首畏尾、擔驚受怕，是多麼可悲的事。
自小，她就在北京成長和讀書，因為天資聰敏而入讀重點中學，從那時起，壓力來了，除了同學間成績上的競爭外，校方更積極鼓勵學校的精英入黨，大學時期亦如此，只有入黨的精英才會受重視，其餘靠邊站。就這樣，她目睹一個個身邊的人相繼入黨，然後在同學半推半就下，她也入黨了。她輕嘆著，說出這些經歷，平日自信而骨碌碌的眼神也不見了，取而代之，是輕輕一抹黯然的神色。
北京的環境再好，也讓她壓迫得喘不過來。最後，她逃逸到香港工作，遇上所愛的人，結婚，定居，享受著安穩和自由的空氣。
她固然知道民主的好，能分清是非黑白；可是，當一個人長期在強大和專橫的政府之下成長和生活，壓根底不會相信民主和公義會出現，縱然這理想多麽美好，終究還是夢，甚至認為抗爭只會帶來更多壓迫。
只要在僅有的自由空間生活便好，她安於現狀，縱然，眼見自由的空間日漸狹小，她也沒有多說甚麼，這種想法和態度，除了對城市沒有太多的感情外，更是對理想的絕望。
沉默，源於那絕望的霉菌在滋長。因為看不見更好的未來，還是默默看著城市個變化就好，反正此刻，人們還有自由，還能生存著。
我看著這些沉默的逃逸者，也隱隱然看出背負在身上的沉重負擔，是個人的，也是民族的，是自私的，也是宏大的。當一個民族被壓迫得太久，連反抗的意圖也沒有，這是多麼可悲的事。他們在憂患中努力抑制自己的敏感的思緒，只為自奮力地保住自己僅有的生命和利益。因為擁有的很少，所以，當這一切都受威脅時，他們一貫的冷靜面具會頓然崩壞，只遺下歇斯底里的吶喊──但這或許不會出現，因為在崩潰之前，他們已習慣帶著麻木的感官去生活，內心早已結冰。
沉默只是逃逸的一個方法。逃逸，只希望能得到安寧的生活，可是，城市的安逸卻很短暫。
當這城市面目全非，要變成一個文明的牢籠之時，我很想問那些從內地移居的同事們，你們還願意留下來生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