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早前完成了的一篇文章，遲了張貼......
2006年12月，政府清拆天星碼頭，惹起軒然大波，不少論者以各式各樣的標籤分析這場運動，例如「集體回憶」是這場運動的成因、運動的形式是「新社會運動」(蔡子強)、參與這場運動的年青人是「吸納不了的激進」(梁文道)、「真中產」(陳雲)……作為是次運動的半參與者，一方面我想在眾多標籤之中，自己論述自己。
「集體回憶」是成因﹖
11月12日，15萬人到中環告別天星，是因為「集體回憶」，那麼，為什麼同樣是因為「集體回憶」，12月的反對清拆天星行動卻沒有號召出以萬計的香港人﹖相信是大家所指的「集體回憶」有所不同。
不少論者嘗試拆解「集體回憶」這個標籤背後具體所指的是什麼，其中一個說法是二次大戰結束後，香港人憑籍著「獅子山下的拚搏精神」，使香港化身成為「東方之珠」的歲月。對於這個說法，我沒有反對，只覺過於簡化，因為在這個獅子山下的故事背後，同時發生著多個版本的故事。
《香港故事》加長版
50、60年代，大量難民因為戰亂、文革，無家可歸，從內地逃亡至港。他們到港後，流離失所，大多投靠親戚，居住環境擠迫惡劣，但求「有瓦遮頭」。60、70年代，也就是「獅子山下」的輝煌歲月，當時香港人普遍教育程度不高，適逢輕工業如紡織、成衣、鐘錶等興起，大部份人到工廠「打工」，其時經濟起飛，部份勞動階層「死慳死抵」，先富起來，「為求有個竇」，把積蓄花在房屋上，地產業漸漸發展起來，加上殖民政府大量興建公共房屋及發展基建，建造業亦吸納大量努動人口。
70年代尾80年代初，大陸改革開放，部份港廠開始北移，香港廠房負責後期加工。同時因為香港前途未明朗，較為富裕及有學識的香港人「走得就走」，變賣資產，加入移民大軍，以致人才外流。89年六四，恐共情緒籠罩港人，未趕及攀上移民資格的人，擔心「現金唔保值」，將資金花費在購買房屋，刺激內需，踏入90年代，政治環境穩定下來，港人北上設廠投資，工業式微，樓市股市逢勃發展，炒風熾熱，當時人才短缺，大學生未畢業已相當「搶手」……直至98年金融風暴，泡沫爆破。
以上的香港故事都有發生過，何以天星背後標示的集體回憶卻有所不同﹖不外乎是有些人貴人善忙，遺忘了﹗然而遺忘的部份，正正就是影響八十世代出生的成長部份。
「集體失憶」補遺
90年代初，工業式微，大量低技術工人失業，面對著經濟轉型，低技術工人轉行至服務業成為清潔工、看更、侍應等工作，他們都有些微積蓄，紛紛投資，炒樓炒股，以致金融風暴前全民皆股；又北上設廠投資，其時香港「遍地黃金」，不少移民外地港人回流，成為「太空人」；異地分隔的工作模式，挑戰港人的婚姻關係，出現婚外情、「包二奶」熱潮；股市暢旺，大學生未畢業已全職炒股；及至98年金融風暴，泡沫爆破，房子沒有了，變成負資產，婚姻關係破裂了，寄望下一代，然而經歷普及填鴨式教育出來的大學生，也是活脫脫的經濟動物，面對著金融風暴的衝擊，他們也自身難保，結果家庭的軟件硬件統統投資失敗。破碎家庭，功能不再，改求政府支援，結果這些家庭紛紛搬到天水圍、東涌等被邊緣化的新市鎮。當年月入數萬的工廠女工、地盤工人，現在成為被剝削的清潔工、看更、或酒樓侍應，即使現時經濟復甦，仍隨時面對著隨時失業的危機。
錯誤投資﹕功利家庭主義
作為八十世代出生的年青人，獅子山下的經濟成果，我有份分享，獅子山下的苦果我亦有份品嚐。劉兆佳先生於70年代尾提出的「功利家庭主義」，指出難民社會以家庭為中心，他們是非政治化的，並以自己的家庭網絡解決民生問題，合理化當時殖民政府以經濟發展為本、行政吸納政治的管治策略。自始以後，香港人一直被鼓勵成為非政治化、急功近利的經濟動物，情況發展至90年代，他們除了經濟，早已忘記一切，包括「家庭」(不是房子﹗)。他們北上投資而忘記婚姻、投資教育卻忘記下一代、投資房子卻忘了家庭最重要是軟件不是硬件; (我們這一代就是在空洞的房子、瀕臨破碎的家庭、沈悶而扼殺創意的教育之下長大的。)所以，實施了20年的公屋、教育政策等民生議題沒有被公眾檢討，經濟轉型亦沒有思考出路，他們所關心的「政治」，也不過是「安定」所帶來的「繁榮」罷了﹗
香港風物人情﹕文化遺產
天星碼頭是見證香港發展的重要標誌，然而清拆它並不只是抹煞歷史，而是延續過度發展主義、忽視人文精神的邏輯思維。中環天星碼頭、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一帶正是另一個地產項目，是一座橫卧的摩地大廈，要實踐這項大計，就必須要填海，必須要犧牲我們保貴的天然資產、必須要放棄代表香港的地標、必須要扼殺香港人閒時散步休憩的公共空間﹗過度發展主義的影響力早已越過冷冰的建築文物，還影響著香港人日常生活方式。新市鎮的規劃把低下階層高度集中在資源匱乏的城市外圍，市區重建的方式—賠償、搬遷、清拆三步曲，忽視居民(尤其是長者)要重新適應社區的困難，這些都顯示出過度發展主義如何蠶食人的生活。維多利亞港、文物建築、大街小巷、舊區街坊的互信及鄰舍關懷，都是「獅子山下拚搏精神」所遺留下來的有形及無形的文化遺產。它們的時代意義，不在懷緬過去，只在讓下一代明白上一代的過去，檢討得失，放眼未來。香港往後的發展，必須是在這些珍貴遺產之上建立起來，在拼搏多年後的今天，香港人是應該考慮「經濟發展如何配合人的需要」，而非「人如何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
最後，在眾說紛芸的論述之中，大家都似乎著眼於直接行動派的參與者，不過，我必須要指出這場運動參與者的多元性，他們未必在傳媒的鎂光燈下浮現於當權者眼前，然而許多參與者也在其工作崗位上默默耕耘，在不同層面上參與發揮作出，促成這場剛開始的天星運動。作為運動的半參與者，如果要選擇一個標籤形容自己，「新社會運動」可能過份著重形式而忽略了內容；「吸納不了的激進」把參與者形容得有點非理性；「真中產」又好像有點誇大經濟收入與思維構成的關係；選來選去，不如發明一個—我們就是在九年免費強迫填鴨教育、公屋鄰舍互助關懷的養份滋長出來、「野火吹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草莖」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