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教授身陷囹圄，仍不失社會學學者的敏銳觀察和人文關懷。他從一些囚友的遭遇，了解到他們之所以犯罪，背後有複雜的社會原因。在獄中書簡《社會底層的悲歌》中，他這樣剖析：
「社會學家Robert Merton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不斷鼓吹財富成功的指標，卻沒有為全體市民提供充份的渠道去達到目標。部份沒法通過認可的手段（父蔭、教育、專業等）致富的人，唯有利用越軌方式達到目的。我們花費大量資源建立警隊、法庭、監獄去禁制這些越軌行為，但我們花了多少氣力去開拓更多渠道讓青年人可通過努力在地產霸權下仍能安居樂業？我們這個經濟社會在不斷刺激消費的同時，能否讓人想像在豪宅、名車以外的豐盛生活？ 」
在香港，被主流經濟學者洗腦多年，要增加紓民困措施，很容易被指控「養懶人」。連最低工資都爭取多年才立法，缺乏社會保障好像也問題不大，一把年紀都係靠自己搵食，某程度上習非成是。只是羅致光特別誇張，發表六十歲中年論，撩起香港人把火，受盡指責。香港人咁慶，是因為生活越來越難。而其中一個頗重要、但甚少人觸及的成因，正是陳教授所講的渠道閉塞或日益減少的問題---主流經濟學者，一向鼓吹自食其力，卻甚少探討香港還有幾多讓人付出與收穫相稱的發展機會（他們漠視權力和資訊不對等的情況，選擇性地聲稱市場有自動調節功能，不容干預），就像魚塘越來越少魚，等開飯者爭崩頭，鬥透支、鬥剝削自己，墮入囚犯兩難式的困局，他們卻繼續堅持授之以漁是正道。
然而，也不是所有經濟或金融學者都如此毋視現實地刻薄，嚴以待窮忙族，寬以待富貴友。科大會計學系高級講師麥寶龍博士在《信報》文章《濟貧靠資源重配 稅基須擴增財收》中，便提出「第一層面貧窮」和「第二層面貧窮」的概念，「其背後有一個更深刻的結構性因素---即本港的工種不夠多元化。」結果，低技能和低學歷的勞動人口，便「失去工種多元的選擇和自我脫貧機會」。
學術背景和出發點不同，但陳麥二人替香港把脈，卻有近似的結論。或許不要信晒學者，我們就從日常生活的經驗，看看陳教授口中的地產霸權，以及麥博士多番強調的租金負擔，如何扼殺社會的多樣性。比較一下有領展與沒領展的公屋商場和街市，會有幾大的差異？又或者往街市走走，看看那些用喇叭轟炸人的街市霸權如何以本傷人，妳／你由朝忙到晚都未必賺得番D租，賣菜的小生意都無得做。政府點授之以漁，等妳／你可以撼贏大財團，保障市場有足夠的多元選擇，唔會好似士多死九成，全港街道千人一面，得番大超市和便利店呢？
林鄭政府怎應對香港人機會越來越少的問題？除了推銷大灣區，還是靠搞好經濟，做大個餅的套路。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後表示，長期人力短缺可能拖慢經濟發展，政府會針對人手嚴重不足的行業，認真探討輸入外勞。但問題明明出在畸形產業結構之上，工種越來越少，加上高地價政策，不少公司經營倍感吃力，以安老院舍為例，收入扣除租金後，餘錢有限，請不了太多人，人工亦不高，結果更難請人，於是要求輸入外勞。但這自然會壓抑本地工人薪金升幅（反干預市場的主流經濟學者哪裡去了? 勞工巿場不是市場嗎？），無助於解決其在職貧窮問題，亦會搶走部分人飯碗。結果需要政府接濟的人更多，幫了部分商家，卻害苦打工仔/女。更慘是，政府日後財政變差，便大有可能削減福利開支，首當其衝的苦主，自然是因政府政策失誤而朝不保夕的工人。
其實麥寶龍博士在《濟貧》一文，以及近一星期兩篇《信報》文章《防止貧窮現象向中收入群體蔓延》及《美式收入稅務補助幫到貧困中產》中，先後探討過向高增值的資本性資產的收益徵稅、「中收入」個人的稅務支援階梯和收入稅務補助(EITC)計劃，以紓解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但多得林鄭強推送中條例，令全城嘩然，不單令有意義的稅制改革提議及其他紓民困措施無法得到應有的關注、討論、研究，更糟的是，修例一事，正大大動搖香港國際金融中之根本，連樓市受波及也在所不惜。政府和建制派過去經常強調，處理經濟民生的相關工作，要與政治分開，為何今次一反常態，自打嘴巴，而且還要玩到咁大，要大家一鑊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