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區區議會的公民教育工作小組主席李志恒決定當日是「閉門會議」，傳召警員到場，警員與保安員合力將區議員許智峯抬離會議室。會議遭受滋擾，平常不過，即使令會議未能進行，大可以暫時休會，甚至押後會議，報警求助，實屬匪夷所思。
另一方面，就警方「抬人」行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昨日堅稱警方是履行確保「社會安寧」責任，聲言警員是依法辦事。被問及什麽叫「社會安寧」，曾偉雄竟然叫記者問「法律顧問」。
警隊是一個執法部門，直接面向市民，那些是法律和警察按什麽尺度行動和執法，警方有責任向市民解釋，現在做事的是警察，自然要向人説明，不説明又如何讓人判别尺度和對錯呢？怎可能叫市民去問法律顧問呢？不向市民解釋清楚，市民又如何守法？如何知道自己踐中地雷呢？ 這明顯是為了避而不答，故意刁難。 另一的解釋是曾偉雄詞窮，再說下去便會講多錯多，甚至証明警察們犯了錯，一於少講為妙。
警隊是一個法定組織，按照一條叫警隊條例成立，因此，必須看警隊條例內文，賦予警察什麼權力或責任，即是否包括「確保社會安寧」的責任，來證明警員是否真的按曾偉雄所言是「依法辦事」。
警隊條例第10 條提及警隊的責任，相關的條文，只有（a）是與曾偉雄的用字相近：「警隊的職責是採取合法措施以：(a) 維持公安」。
第10條中的19項責任，沒有一項是叫「確保社會安寧」， （a） 的「維持公安」，字眼上有别於曾偉雄的確保「社會安寧」。假使曾偉雄弄錯字眼，那麽當日警察們的行為是否屬於條例中指的「維持公安」呢？「維持公安」英文是"preserving public peace"，可譯作「維持公眾安寧」。首先，該會議場合是否一個「公眾」場合呢？我的答案：不是公眾場合。在警察們「抬人」行動前，小組主席李志恒説「我作為會議主席」、「要求三位未經批准，亦未經申請的傳媒朋友離開我們的會議室」，意味著出席者必須事先獲「批准」，即表面上這已是一個「非公眾」的場合，同時，會議地點也不是一個公眾人士隨意前去的地方，即一個「非公衆」地方。因此，警察們在一個「非公眾」的地方和場合，不涉公眾，而將「抬人」行為說成是「維持社會安寧」或「維持公眾安寧」，論據成疑，何來「公眾」成份呢？
一般而言，警察得以進入私人地方或私人場合，必須是該處有人犯法或懷疑有人犯法，否則便是獲得戶主或佔用人批准，才可進入。正如夫妻在家裏爭吵，出現家暴，要有人報警求助，警察才可進場；但即使獲得批准或有人「求助」，一如小組會議中的場合，無人犯法，警察的行為也必須有法律依據，但指有人在會議中吵鬧或阻礙會議，警察們要「抬人」離場「維持社會安寧」，就缺乏法律依據了。此外，小組主席要求警察到場，不構成抬人的理由，警方應有自己的獨立判斷，按處境履行職責，不是隨便聽命於他人，變成被人利用的武器。
抬走人是一種暴力行為，亦帶有短暫的禁錮成份，警員「動武」，剝奪人家人身自由，必須要有合理原因和法理去支持，單單的噪吵、表情的憤怒和手舞足蹈，阻礙會議，沒有危害人身安全的危險，不構成破壞公眾安寧，更何況事情是發生在非公眾場合。警察排難解紛，首先是勸諭，若處境惡化至有人可能會動武，便進行分隔防止。警察在場，有人動武的可能性已十分低，說仍會有人動武的可能，已是牽強，因此，將人抬離現場全無必要，並不恰當。
在人多、公眾集會和遊行場合，發生類似事情，警方亦明知自己要就這些行為解釋，但他們往往砌詞，指現場環境如何危險，令在場人士人和肇事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這些說話，往往是誇大，甚至有「老作」成份，志在掩飾警隊不恰當行為，縱容或包庇警員濫權越權，將之合理化。一直以來，警方都以「維持公衆安寧」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的越權行為，支持自己的暴力舉動乃屬合理，實際上是危害公眾自由，情況令人憤怒，今次「抬人」事件，曾偉雄心感詞窮，不作調查了解而立刻意圖强詞推說，竟然叫人去問法律顧問，態度專橫，令人討厭。同時，亦可以深一層説，有這樣鄙視市民權利的一個主管，處處掩飾和維護警員過錯，縱容警員濫權越權，至前線警員有恃無恐，胡亂行事，香港警察怎不走向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