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撰稿：盧燕儀
紀錄：香港理工大學學生關社組
『社會經濟在當下的香港，若是一項文化計劃甚或一場社會運動，它就是一場改造經濟領域的運動，強調所有經濟均有潛質成為社會經濟，不要拘泥於名稱、官方定義以及留戀於「小而美」的想像。』
【引言】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博士是香港社會經濟的先行者、倡導者。早在2000年前後，他和本地另一名社會經濟學家、中文大學社工系副教授黃洪以及其他志友，不斷遊說和鼓勵香港大小民間團體，推行合作社、社區貨幣等社會經濟，以回應當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協助解決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為香港發展指引出另一條可能路徑。
時間荏苒，香港以及珠三角地區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迎來世界末日陰霾不散的2011年，資本主義危機重重，貧富差距卻譎異地拉大。
在一個春未暖寒仍在的陰冷週末，於「香港社會經濟公共論壇」的首次研討會上，許寶強教授在擠滿逾150人的課室裡，從文化經濟學角度切入，以香港社會企業為例子，探討香港社會經濟的概念構成，提出在犬儒管治下討論推動社會經濟，首要警惕「真戲假做」以及「假戲做做」兩種犬儒文化。
他繼而以兩位著名經濟地理學者Katherine Gibson和Julia Graham的社區經濟概念為導引，引入歐洲社會企業標準，指出社會經濟在當下的香港，若是一項文化計劃甚或一場社會運動，它就是一場改造經濟領域的運動，強調所有經濟均有潛質成為社會經濟，不要拘泥於名稱、官方定義以及留戀於「小而美」的想像。反而是貴乎實踐，令小販、茶餐廳，甚或學校、醫院、大企業，也可擁抱社會經濟的民主、公平等理念，令大家更靠緊社會經濟，從而改造經濟領域。
許寶強博士演講撮錄如下：
【社會和經濟 誰先誰後？】
社會經濟涉及兩個概念：社會和經濟，把兩者放在一起可能就是社會經濟。為什麽要把兩者拉在一起呢？我想是有重要意義的，一方面是和經濟有關的；另一方面，也是和我們一直關注的如貧富懸殊、公義、公平等議題有關。經濟學家一般都不會討論貧富懸殊、公平正義等這些議題；社會學家卻覺得不談不行，認為主流說法是不全面，所以在經濟前面加上一些豐富的內涵。
在「經濟」二字前加上一些概念，已經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不同的做法，譬如說，社區經濟、合作經濟等。在經濟之前加入其他概念，可能有一個前設，就是經濟不包含被加入的概念如社區、合作或公義等。一般理解，經濟可能講個人利益、私有產權，不是私，就是利，缺乏私或利以外的東西，如社群、集體、公共、公義等。所以，在經濟前加上社會，可能假設經濟沒有社群、集體、公共，以及公義。
為什麽要加上社區或社會？因為不管在社會運動界、社會福利界以及商界，對社區這概念都非常受落。例如大家都說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發展、社區互愛等。社區差不多是每個人都接受的概念。根據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社區或社群，在組織上可指非貴族的平民百性；或是政治、地方、社會團體、居民組織、專業團體等；而在性質上則可指一種共享、共存、共同擁有的狀態，既有身份性、社交性，也可以是生活性、社會性的。這些內容都十分正面。而經濟將這些東西和社會或社區分開，所以在經濟之前加上去。
剛才說，經濟不是社會，兩者截然不同，但美國芝加哥學派學者Gary Becker等人卻倡導「經濟帝國主義」，認為社會就是經濟。他們認為，經濟無所不包，經濟涵蓋社會，諸如傳宗接代等社會問題，也完全可以從經濟增長或成本效益來考量。因此，家庭有家庭經濟學、勞工有勞工經濟學、飲食有飲食經濟學。經濟帝國主義，簡而言之，經濟涵蓋社會，社會就是經濟。
不過，經濟人類學家Karl Polanyi卻有截然不同的想法。他提出「社會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概念，認為經濟就是社會，指經濟上所有活動，不論是使用、交換以及金融、財務等，都是社會實踐，不能脫離社會關係而獨立存在。我們現在談的社會資本，不管被稱為網絡也好、人情也好、信任也好，均是所有經濟活動的必然條件，沒有這些人際網絡、人情、信任，經濟活動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經濟就是社會。
【經濟就是文化】
然而，我要向大家介紹的，卻不是以上兩種說法，而是在這兩種說法以外嘗試帶出另一個面向，就是文化經濟學。文化經濟學認為文化和經濟是互相建構的。首先，經濟是文化的，文化是指語言或意義建構過程。在談論經濟以前，須把一組過程和關係概念化或表述、呈現為「經濟」。社會經濟這個概念，就是一套語言，劃分什麽是經濟，什麽不是經濟，因此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此外，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也往往須依賴「意義」或各種符碼作為中介。譬如說，你要工人加班，在制度上，你可以降低最低工資或減少綜援作為手段，也可透過各種培訓告訴工人，自力更生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加班，否則你就是懶人，沒有價值，甚至沒有做人的資格。這樣說，可令生產更加暢順及提升生產力。所以，經濟就是文化。
與此同時，意義的生產和流通需要各種物質條件和機制中介來「制造」，意義的生產和消費本身也是物質或經濟生活的要素。譬如說，我講課時，就要有課室、傳聲器、電腦甚至一個泊車位，都要有一些物質基礎支持，才可令這些文化活動發生，因此文化也是經濟的。文化經濟學對社會經濟討論的補充，可以說是，把意義的生產和流通放置於理解經濟活動的核心中，因此更重視經濟活動的表演（performative）和溝通性質，以及產品和服務的符號價值（sign-value）。
如果從文化經濟角度審視社會經濟，我們的工作是要研究社會經濟如何變成經濟，為何有這樣的改變，以及有沒有其他轉變的可能。研究社會經濟如何變成經濟，涉及一個重要的概念──「經濟化」（Economization）。「經濟化」是指被形容為經濟的過程。例如，工業被說成是經濟活動。為什麽？工業其實也可以是文化活動。又例如，金融其實也可以是娛樂活動，也即文化活動。因為股票升跌所觸發的興奮情緒，和到澳門賭場賭博相差無幾，所以金融是娛樂，但為何我們不說它是文化活動而是經濟活動呢？
金融、地產以及工業被說成是經濟，當然有一定的原因。現今社會，經濟很重要。若被斥為阻礙經濟發展，那差不多等於阻礙整個世界發展，罪名相當嚴重；相反，若被指阻礙文化發展，則罪名不會太重；再若然被斥阻礙信任發展，那罪名更輕。所以，哪樣被說成是經濟，哪樣不，影響重大，將造成包括政府政策在內的各種物質差異。
Caliskan和Callon的行動者網絡研究是目前頗重要的學派。它就經濟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研究重點，就是所有經濟活動皆由經濟學發明。因此，我們需要研究經濟學如何把一組過程和關係概念化或表述、呈現為「經濟」。研究這個過程，首先，我們不要假設有一些東西是先天地、自有永有地屬於經濟，然後等待我們將它說成為經濟。文化經濟學不是這樣的，它不要求我們關注名詞，相反，它要求我們關心形容詞，即為何某些東西被說成是經濟，就是from the economies to economic。
其次，經濟學之所以有這樣的權威去定義經濟，因為它有強大的物質支持，包括大學、課室、圖書館、學術期刊、會議、經濟學會或組織、網站、政府各種經濟部門、顧問、智囊等，均是定義經濟的龐大物質機器。因此，Caliskan和Callon的說法提醒我們，若研究這組經濟化過程，要以經濟論述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它們的生產過程，了解生產這些論述的制度及技術原因，從體制上、技術上研究如何將一組過程和關係概念化或表述、呈現為「經濟」。
【社會企業是什麽？】
我跟著嘗試以社會企業為例子，從文化經濟學角度探討，政府、商界、傳媒如何述說社會經濟，從而指出，社會經濟若是一項文化計劃甚或一場社會運動，它就是一場改造經濟領域的運動。
在政府眼中，社會企業是什麽？政府扶貧委員會與中央政策組指出，政府推廣社會企業主要是為了「協助失業人士『從受助到自強』。社會企業能為競爭力稍遜的人士提供一個真實的工作環境並為他們投入公開勞工市場作出準備」。「社會企業采用的業務方式，有助逐步改變弱勢社群的心態，而且能加強他們面對挑戰及逆境的能力，使他們最終能自力更生」。
香港有700萬人口，無數中小企，但社會企業僅有300多間，政府卻說要用300間社企來解決失業問題。在政府眼中，社企強調商界角色，探用企業運行手法，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另外，政府希望透過推動社企令弱勢社群自力更生。這種說法好像以為弱勢社群以前不自強也不自力更生，也以為弱勢群體從沒在真實環境中工作，因此，參加了社企後，他們就會知道真實環境如何，勞工市場怎樣，以及變得自強不息、自力更生。
傳媒最近關注社企效益，一項社企調查顯示，一半接受訪問的社企處於虧蝕階段，一間清潔社企更被傳媒大字標題指為虧損60萬。報章社論引述政府建議，由原本只限慈善團體參與的「夥伴倡自強」計劃，現容許其他非牟利機構和信托團體參與競逐，資助期也由兩年延長至三年。
工會或非政府組織也把討論集中在資源多寡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璆說：「我們的建議是多方面的，例如應該設立跨部門工作小組，來幫助這些企業拆墻松綁，為它們提供更多支援；第二，我們覺得政府應該提供更多資源，而社企是無需償還的。坦白說，如果期盼社企有一天能賺取很多錢，這是不用想的了。再者，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分拆采購合約，以及加強培訓社企人才。」總而言之，他要求政府增撥資源，支援社企在人力及市場上的發展。
從政府、輿論以及非政府組織對社企的討論，大家也可想像，討論社會經濟有一定困難。從文化經濟角度看，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備的語言系統，去討論經濟是什麽，社會是什麽。大家對這套語言習以為常，不管你批評也好，還是討論也好，不管是討論政策，還是組織街坊，我們都無法擺脫這套語言法規，什麽可以說，什麽不可以說，均被它宰制。
以潘佩璆的建議為例，他提出政府應給予社企更多無償援助。不管是從企業風險角度，還是從公民權益角度，這都是合情合理的做法。試想，投資有賺有蝕，生意有起有跌，更何妨是身兼解決失業問題重任的社會企業？從公民權益角度去講，政府有不少做法都是無償的，最明顯的莫如綜援制度。政府向所有市民提供基本生活援助，令他們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這些都是公民權利。然而，若你說：「政府投資社企，若社企虧本，不僅不用償還，政府還要加大資源，繼續投資。」社會必然對你口誅筆伐，說你是左派、社會主義者、共產黨。龐大輿論壓力下，你自然封嘴，這就是霸權論述的統攝威力。除非你能提出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理由，否則政府無償支持社企這套講法，還是很難說。
為什麽？因為我們符號秩序（symbolic order）有不同語言，區分哪些可以無償投資，哪些卻絕不。譬如說，政府投資興建機場，它們會說這會「生產利潤」，帶來社會效益，無償有理。然而，社會企業卻不同，它受另一套語言宰制，政府投資社企，不管是扶貧，還是照顧弱勢社群，都是「有限投資」，投資且要到位，還要防止被人濫用。因此，無償援助社企，難說啊，也難以進入主流。
符號秩序牽連廣、影響大，一方面，社企扶持政策被合理地禁止，另一方面，政府聲稱將帶來生產利潤的龐大基建投資如高鐵，卻得到合理化的支持。這就是符號秩序的統攝力量。若我們活在這種符號秩序裡，我們將難以推動有利社企發展的公共政策。
我更要指出的是，這種限制不僅發生在政策上，也在我們實踐中產生作用，令我們對問題的討論、關注的視野以及提出的解決方案，都被收窄在一個範圍內，令社會經濟試圖解決的問題，沒能真正得到改善。
【兩種「犬儒文化」】
為什麽呢？我嘗試大膽想像政府及商界究竟在想什麽，而這或多或少涉及香港的犬儒文化。
「犬儒文化」有兩種做法，一種叫「掛羊頭賣狗肉」，另一種叫「假戲假做」。「掛羊頭賣狗肉」其實就是政府和商界剛才所講的「社會企業化」（enterprising the social）。它們要求社企講效益，仿效企業營運，然後自力更生，就是將一種狹隘的企業文化推向社會。社會企業其實是社會企業化，和剛才所指的將社會說成是經濟的「大經濟主義」，有近似的性質。社會效益、社會效果都是假的，企業化才是真的，所以，是百分百「掛羊頭賣狗肉」。
「掛羊頭賣狗肉」是真戲假做，政府掛名尋求社會效益，改善失業問題，協助基層改善生計，實際上是將一種狹隘的企業文化推向社會，將社會企業化；然而「假戲假做」的目標是假的，做法也是假的，是雙重犬儒。假戲假做的具體做法是，說大量廢話，做大量不相干的工作，令某些事情改變或不能發生。以社會企業為例，政府希望透過300多間社企來解決失業問題，這簡直是和大家開玩笑，因為政府根本沒有就香港失業問題、它的形成以及成因進行徹底分析，但偏偏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企業卻突然從天而降，以解決失業問題為己任。
其實，香港就業問題的核心是地產問題，解決方法是降低租金。然而政府卻玩假推出社企，令大家討論大堆虛假議題，例如社會企業是什麽？資助年期該兩年還是三年？主辦團體是慈善機構還是非牟利機構？非牟利機構的定義等。不管你是批評還是建議都沒有所謂，政府就不斷跟大家討論一些並不相幹的話題，令大家以為政府著手解決問題，實情是政府浪費資源，社會耗損精力，到頭來，一事無成，政府卻成功轉移社會視線。這就是假戲假做。
我們怎辦？我想，我們起碼不要墮入這種犬儒狀況來討論社會經濟，不要在諸如社企能否提供就業機會、社企是否需要政府更多支援、社會應否培訓社企人才等虛假議題上浪費精力，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真正問題所在。
另外，若我們真的進入了這種犬儒狀況來討論社會經濟，後果會非常嚴重。首先，無論你提出任何建議，政府也可拿來使用。你提出社會經濟，它就用社會經濟；你用社會企業，它就用社會企業；你用合作社，它就用合作社；你用保育，它就用保育。它不理好壞，但求方便，目的是做大量工作，令你無法改變現狀。所以，在這個犬儒情況下，無論你提出多創新的概念、多革新的做法，都沒辦法解決真正的問題。
【如何推行社會經濟？】
那麽，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討論社會經濟，以及該如何推行社會經濟，以解決我們想它解決或它能解決的問題？
兩位著名的經濟地理學者Katherine Gibson和Julia Graham提出社區或社會經濟的目標，就是要令社會大多數人認同，資本主義以外另類經濟是可能的。以社區貨幣計劃為例，不是簡單要求，參加者認同社區貨幣計劃是可能的，而是令非計劃參加者，即香港八、九成人口、差不多五、六百萬人承認，社區貨幣是可能的。
她們指出，和社會大眾建立共識中，要情理兼備，除了理性討論外，還要註入大量情感，令社會大眾覺得過癮，欲望得以滿足，才有果效，增加認同。這或多或少涉及打造社會經濟主體，建立「社會經濟人」身份，若他或她覺得合作社是可接受的，他們就是社會經濟人，同意資本主義以外的另類經濟其實是可能的。
Gibson和Graham同時希望創造新經濟語言，擴大經濟版圖，令許多過去不被視為經濟的東西重新納入經濟範圍內。譬如，教育是否經濟活動？補習社是否經濟活動？如果是，它們是否社會經濟？若它們是社會經濟，又和我們的期望有何不同？我們如何令它變成好的社會經濟？
在此之上，我有以下的看法。首先，另類經濟範圍宜廣不宜窄，才可得到更多人認同。同樣道理，另類經濟也不必拘泥於「小而美」的想像，不要過於留戀過往一些小範圍的項目，而應可在規模上擁抱更大的想像。
其次，Gibson和Graham提倡創立新經濟語言或講法，而創立符號或許不是關鍵。但是觀乎美國傳統基金會等美國保守派組織的做法，符號的散播（dissemination）看來才是關鍵。放回社會經濟的脈絡，就是如何將社會經濟的語言或說法，送到關鍵人物的口中，從而在關鍵環節發生改變。
我們也許認為，在經濟之前加上社會，在私利以上注入公義，可重奪道德高地，令我們更加理直氣壯。這做法我不反對，但除此以外，我們也要走向「道德低地」，簡而言之，就是把社會經濟做好。
怎樣做好社會經濟？該由社會經濟是什麽說起。
我們又以社會企業為例。政府《社會企業名錄》列出九項社企行業，當中包括家居服務及個人護理、清潔、飲食、零售、美容美發、裝修搬運、設計印刷、環保回收及二手店等。即使我們加入合作社、社區貨幣作為補充，但也沒有小販、茶餐廳等。另一個問題是，公立、私人醫院是否社會經濟？補習社又是否社會經濟？大中小學又是否？跨國企業又是否？地產商又是否？聯交所又是否社會經濟？
歐洲社企標準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四項：
1）經濟自立及可持續發展；
2）使特定社群/區受益；
3）運作方面，強調民主決策和各持份者積極參與，而非建基於資本的擁有權；
4）收入分配方面，不鼓勵員工完全瓜分利潤，也不容許收入分配過於不均，而是像合作社一樣，把企業賺取的利潤，用於投入擴大再生產或資助企業預定的社會目標。
根據這四項標準，小販也可以是社會企業。
1）它只有一個人，當然非常民主，積極參與；
2）它有明確受益社群，那就是小販及他或她的顧客群；
3）分配極為公平，勞動者全得。茶餐廳則可能在分配方面受到少許挑戰。
然而，只要它們推行最低工資，或令它更接近歐洲標準的社會企業。公共或私人醫療也可能是社會企業。一方面，它有特定受益社群，另一方面，它可能民主化不足。不過，若它有醫生工會或護士工會，它也更像歐洲標準的社會企業。
從上述論證可見，所有經濟均有潛質成為社會經濟。因此，關鍵不在於政府的定義或如何區別，而是實踐，令諸如歐洲四項社企原則得以落實。這裡當然不是說，政府九大社企行業不是社企或社會經濟，它們當然是，但社企或社會經濟並不局限於此，而是可以覆蓋得更多更廣。此外，它們比其他經濟實踐也沒有更多的先天優勢，因為它們同樣會參與不足、分配不均甚至經濟上不持續，因此，社會經濟也是動詞，在於把它幹出來。
那該如何幹出社會經濟來？
首先，從事社會經濟的活動也應從事政治改革。因為社會有更多民主，企業的民主、保障也會有更多。所以，搞社會經濟的也要搞工會、推動集體談判權、改造社會結構、改善貧富懸殊、反對財團壟斷、創造更多公共空間，令社會經濟得到更大發展。
其次，就是認真辦事，做好本份。例如茶餐廳老板就要認真做好茶餐廳，做市場調查了解街坊需要，做好出品令奶茶香滑、波蘿包美味，這就是企業社會責任。好的茶餐廳如是，好的醫院如是。我們不需要茶餐廳老板一起關愛老人，和夥計一起扶著公公婆婆過馬路。然而，目前不少大企業大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做扶貧、喊關愛、叫人不要吸毒。這是很奇怪的，為什麽搞地產的要勸人不要吸毒？為什麽他們要這樣做？交由禁毒委員會做，不是更好嗎？
最後，我要補充，如果要做好以上的工作，符號秩序同時也要改變。即是說，我們也要發聲，不要讓其他人將經濟設定在金融地產等固定範圍，也不要讓其他人將社會經濟劃定在剛才所指的九大社企行業中，重新述說經濟，重獲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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