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金鐘即興街頭演說的文字紀錄，略作修改及補充。）
一、 很多人認為這次雨傘運動是香港歷史上一次重大的啟蒙運動（字眼或有不同，但意思相近），而每次提起「啟蒙」，我都會想起康德（Immanuel Kant）在1784年寫的《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康德指啟蒙就從自己招致的不成熟之中解放出來。不成熟，因為人類沒有勇氣擺脫別人的引導、影響，並以自己的想法來做決定；這不成熟是自己招致的，因為問題歸根究底還是因為人類沒有擺脫別人引導的決心與勇氣。康德將人類不能啟蒙的原因歸納成為懶惰與懦弱，正因為懶惰與懦弱，即使人類被欺壓也不會（也不願）覺醒，寧願一輩子不成熟。說到底，不成熟是方便的，隨波逐流就可以了，堅持以自己想法行事往往吃力不討好。康德亦指出，不成熟會漸漸成為人類的本性，因為堅持自己想法的能力會漸漸退化。社會上充滿種種教條與公式，增加人類擺脫社會（其他人）引導的成本。
二、 每一次讀康德的《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的首幾段都會感到震撼，儘管我不同意文章後半部關於服從的結論。從康德對啟蒙的定義去看，我們可以在兩個範疇分析這次雨傘運動：一、什麼力量（教條與公式）在阻礙香港人啟蒙﹖二、雨傘革命是否一種啟蒙﹖
三、 第一股阻礙啟蒙的力量是「創造語言」的力量。由「佔中」開始到人大落閘，再到雨傘運動，反政府的都被歸類為激進的滋事者，而激進的就是不理性（政府高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幟），滋事的就是破壞社會穩定。然而，我們思考一些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穩定就一定好﹖激進不可以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受長年的教育及政府宣傳影響，我們不自覺地將「穩定」、「繁榮」定性為好，而「激進」帶來的一定是破懷。事實上，「穩定」可以是穩定地受欺壓，「繁榮」背後可能是嚴重的貧富懸殊，「激進」可以是徹底改革社會的熱情，但政府透過教育將各種教條與公式灌輸到我們的腦袋，讓我們不再深入思考這些文字背後的底蘊。
四、 最極端的情況是George Orwell在《1984》裡的「Newspeak」，這是一種以權力創造出來的新語言，這跟Michel Foucault 論述的「權力」與「知識」關係一致。特區政府利用權力（透過宣傳、教育、社會機構等等）一直有製造有利政府施政的新語言，而政府就是利用新語言來灌輸教條與公式，阻礙香港人啟蒙。除了「理性」、「穩定」等例子外，「活化」也是一個好例子，過去政府不斷「活化」歷史建築、工廈，但它們真的有被「活化」嗎﹖以尖沙咀水警總部為例，現在就只是將其中一棵大樹標本化，成為香港最大的盆栽，餘下的只有一個高檔商場，這是哪門子的「活化」﹖「活化」二字聽起來好聽，表現上是將奄奄一息或死去的建築重灌生命，事實卻是利用那些建築僅有的生命（或排除工廈裡Band房等新生命），轉化成冷漠的資本活動場所。最近政府重新演繹「法治」也是一個絕佳的例子，雖然支持佔領運動的人不會同意中共與特區政府對「法治」的解讀，但卻說服了不少從不關心政治的香港人。
五、 Foucault 在《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對「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有很有趣的分析。他在著作中追溯瘋顛發展歷程的起點，因為瘋顛此前在文明中仍未被分裂出來－瘋顛、非瘋顛、理性、非理性還是親密地糾纏在一起。可是，自從社會要將瘋顛區分出來開始（瘋癲進一步在十八世紀末正式被定性為精神病），理性與非理性從此不再相干，甚至毫無交流（理性人不再與瘋人交流，並將應付瘋顛的工作交給精神科醫生）。將瘋顛區分的決定並不是自然而成的發展，而是政府運用權力在各政策裡一步一步蹴成的結果。曾經，「理性－瘋顛關係（Reason-madness nexus）」構成西方文化起源的獨特面向；曾經，瘋癲是理性發展的重大助力，但今日卻被理性的人唾棄了。現在，支持激進的人被特區政府反覆打壓，將激進看成瘋癲，政府以理性者自居，製造香港的「Newspeak」，並將激進者分裂出去，甚至拒絕對話（像理性者不願跟瘋癲的人直接溝通，政府與學聯的對話也是苦苦抗爭才出現的）。曾經，激進是改革香港的力量，現在卻淪為被孤立的力量，被受社會壓迫。簡言之，「激進」被視為破壞是因為權力灌輸的教條與公式，而不是因為它真的只會破壞社會，這種灌輪是啟蒙的阻力。
六、 第二股阻礙啟蒙的力量是傳媒。影像對我們的影響遠比我們想像的深遠，而影像很容易被操控，於是傳媒可以透過操控影像來影響大眾。Susan Sontag在2003年出版的著作《旁觀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對戰爭攝影的本質作出深邃的反思，而她的分析對影像操控有不少創見，例如兩張相同的照片，一張加入了講解而另一張沒有，即使影像相同也會產生不同意思（所以袁志偉那麼在意「拳打腳踢」四個字）。另一個例子，很多戰場上滿佈屍體的慘烈照片都可能是被攝影師「安排」過的。Sontag指照片的局限不少，例如我們看不到鏡頭外的事物，亦聽不到照片外的聲音，而且照片只能抓住不足一秒的影像，操控空間很大，但我們對照片的真實性卻有牢不可破的迷戀（正如現代流行「有圖有真相」的講法）。錄像攝影雖然較補救了部份不足，但仍有相當大的操控空間。
七、 操控影像是傳播教條與公式的絕佳方法，只要將傳媒數目控制在極少數，主流媒體本身就是霸權，為市民洗腦。有人稱這次雨傘運動是時代之間的革命，其中一個徵狀是兩個時代接受資訊的主要渠道不同－老一輩仍靠電視與某些傳統報章獲取資訊，而新一代則依靠網上媒體及新媒體，不受霸權影響，甚至會批評霸權。
八、 媒體操控影像（及資訊）的空間很多，例如在新聞編採的材料選擇、旁白風格，或者將一個娛樂資訊節目突然植入政治分析，都可以做到操控效果。另一方面，Neil Postman在1985年出版的著作《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對電視文化有深刻的分析，其中包括電視媒體有一種「給我娛樂，其餘免談」的基因，令所有題材（包括嚴肅的題材）都因為要爭取收視而以娛樂方式表達出來。這基因讓電視載不下有深度的分析，只剩下娛樂。如果當權者操控並扭曲語言，將教育與公式以淺白的方法結合操控影像來傳播（甚至以娛樂做糖衣包裝），只要主要的媒體牢牢地被當權者所控制，市民再難走出那思想的監獄。這解釋了為何在時代之爭中，老一輩不能啟蒙、不能理解較複雜的論述，卻只能沉醉於「有外國勢力干預」的肥皂劇式分析；同時解釋了為什麼政府硬要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以及打擊王維基與其他網上媒體（例如不許《香港獨立媒體》的記者採訪）。
九、 第三個阻礙啟蒙的力量是發展主義。這股力量從上述兩種方法傳播及繁殖，成為香港的主導思想。簡而言之，就是一切只看經濟發展，認為有發展比沒有發展好。真的嗎﹖有趣的是，有好些研究追蹤美國人的快樂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發現發展到某個水平後快樂指數就不會再上升－發展與我們的快樂未必完全掛鉤。說到底，發展背後有很多看不見的成本（經濟學的界外效應），例如貧富懸殊、摧毁歷史文物與集體回憶等。就是不計這些；經濟發展與市場也將沒有理會很多背後推動發展的力量，例如家庭主婦及義工，發展主義本身是很狹隘的思考模式。黃子華在十五年前的《棟篤笑》簡潔地以「搵食啫」來總結這思考模式，畫龍點睛。
十、 發展主義對香港人的思考模式有很深遠的影響，例如香港人在發展主義下只看可見的利益而認為看不見的東西（包括自由與公義）不切實際，結果他們寧願接受看得見但千瘡百孔的假發展，而不願意去追求真自由、真公義與法治。這種想法也讓家長視考試為一切，以考試成績來將年青人綑綁在考試上，放棄其他追求。
十一、 在高牆前，當權者阻礙啟蒙的方法層出不窮，而且當權者也有力量讓市民依從那些教條與公式，讓啟蒙在香港遲遲未出現。其他的不說，我們在法律的龐大力量面前就顯得十分渺小。可是，法律是什麼﹖當吳亮星妄顧議會規則時，法律是什麼﹖當有示威者眾目睽睽地被警員圍毆，市民報警變投訴時，法律是什麼﹖當市民為爭取真普選而公民抗命時，法律又是什麼﹖最近我經常想起卡夫卡（Franz Kafka）的短篇《Before the Law》，主角想走進法律的大門，但守門人要他在門外等。守門人說他不知道門裡有什麼，但大概是比他更強的守門人，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在門外等。主角俯身探望門裡的情況，什麼都沒有，但他還是害怕，於是花了一輩子在門外等，直至死亡。臨時前，主角問守門人，為什麼只有我在等﹖守門人說，因為這大門只為你而開。
十二、 政府現在每天也大談法治，但我們真的了解法律的本質嗎﹖還是因為懼怕而只能與《Before the Law》的主角一樣在法律大門外呆等﹖雨傘運動的啟蒙意義在於有香港人突破恐懼、被灌輸的教條與公式，認真地對法律進行叩問（包括《基本法》及中國憲法）。我們走進了法律的大門，的確有更強的守門人，但我們不再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