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從來沒有自己的「廣場」。康文署轄下的廣場叫「休憩公園」，功能為休息和觀賞；銅鑼灣雖有個時代廣場，但不過是消費場所。佔領政府總部的十天，我們終於有了個廣場，市民把政總中間的一大塊空地易名作「公民廣場」。
廣場的實現
有趣的是，新政總開啓時受多番批評，予人遙不可及之感，宛如孤島， 「門常開」之名更像個反諷。但在那十天，卻成了公共生活的中心，若然有天「XX 大革命」會在香港發生，政總背脊的公園草地，也挺適合長期紮營佔領。尤其是，政總正中心那個從地面升高的圓台，本來只有兩根掛了區旗和國旗的柱。然而，這個平日空蕩蕩的東西，卻成了熱烘烘的舞台。每天黃昏，市民開始聚集，自由發言。圓台不高，台上台下十分接近。許多普通的中學生和白領，拿起咪高風時，既無怯場也無冷場， 言辭像炮彈，彷彿成了大演說家。到了夜間， 市民聚會， 自發舉行讀書會、小型音樂會和討論會等，成就了公民之間全天候的談話空間。
修讀政治學和城市史的人，一定知道古希臘的廣場（agora），它是雅典民主生活的中心。在那裏，古希臘人就著政治和哲學問題自由交談，也定期召開正式的市民大會。這原本印在書頁中的場景，終在佔領行動中出現。這種廣場空間不同於書店聚會、城市論壇和網絡討論區， 沒有偶像、粉絲、常客和嘉賓，沒有定時定候。出席者互不相識，但以平等的公民身分相視。
守護孩子的弔詭
廣場最奪目的一幅橫額叫：「守護孩子」。然而，這也是最叫人困惑的一句口號。首先是緣起問題，整場運動是由中學生發起的，一開始是這些孩子守護香港「在先」， 而人們守護孩子「在後」。其次，學民思潮的先鋒色彩總是和溫室保護的港孩形象格格不入。因此，反國教運動糅合了兩種孩子形象：一種是宛如白紙一張、無抵抗之力，且易受傷害的被動小人兒，另一則是破繭而出、站在人前和主動抵抗的早熟少年。前者召喚出成年人的保護精神，後者則動搖成人世界的既存秩序，為着根本變革而吶喊。這份夾纏不清也反映在罷課的爭議上。有人質疑罷課會助長怠惰和放肆，叫中學生不安守本份，導致社會失序，然而，青年運動的使命之一，難道不就是把保守社會弄個天翻地覆嗎？又或許，換個角度想想，這正是這場運動最有趣之處，它複雜地結合了孩子觸發出的保守情結和激進精神，從而使反國教運動既不流於溫和膽怯與安份守己，也不會頭腦發熱得將世界拋諸腦後，而是處於當中的互補和張力之中。這不是和稀泥， 我甚至認為，學民、家長和老師的團結，或這份溫和與激進的動態糅合，是運動能夠同時贏取力量和認同的重要依據。
陰謀論是場瘟疫
佔領完結以後，網絡一度流傳陰謀論，說有無間道「分化」和「滲透」大聯盟，因而作了撤出的決定。由於受多方抨擊，迫得造謠者道歉了事。近年在網絡界，在政治問題上，陰謀論總是大有市場，為什麼？因為它可以簡化現實。例如，在撤出與否的爭議上，陰謀論者毋須理會「反國教聯盟」提出的理由（包括10天佔領已超出了中學生和家長的能力負荷、階段性成果的理解和運動轉入下一階段的在地組織工作等），並將失望轉化為怨恨，直接把意見不同者抹黑成共產黨派來的臥底。
誠然，無論你贊同「撤出」與否，也需要從策略、形勢、內部組織狀況和外在條件等多方面考慮和評估，但廉價的陰謀論則完全是反智。近年，網絡教主也樂於鼓吹各種陰謀論。一時間，國共鬥爭時期的舊中華政治語彙得到復興，什麼勿通匪類、共匪的說法在網絡上有一定市場。這無疑是時代的倒退和錯置，人們彷彿回到了那個神經兮兮疑神疑鬼的舊日時光，動不動說人懷有不可告人之利益，新近的矛頭更直指社運、文化人和左翼，大扣「賣港賊」的帽子（例如陳雲經常說社運支持弱勢社群是為了在社福界撈取利益）。弔詭的是，香港在這方面的思想退化，真的頗似大陸的五毛和憤青，一開口就說別人是收受了美帝利益的「賣國賊」。往往，網絡激進派攻擊公民社會的力氣，要比攻擊建制派還落力得多。
陰謀論不是好東西。歷史上，最災難性的例子是納粹時期的「猶太人陰謀」。話說一戰戰敗後，德國右翼民族主義者發明了「刀刺在背傳說」：德國戰敗是源於左派、非民族主義者和猶太人的不愛國行為，他們形同往德軍背後捅了一刀。矢志為德國的復興而奮鬥的納粹黨延續了這個傳說，把政治對手妖魔化為「叛國賊」。然而，20 世紀30 年代德國的困難本來涉及許多原因，需要從政治、社會和歷史等多方面分析，但最終都被約化，歸咎為「猶太人」問題。歷史告訴我們， 「猶太人陰謀」是一種推諉責任的借口，作用是轉移視線，使人們不能認真反思自己，迴避自己意識形態的限制，而樂此不疲於狩獵「替罪羊」（參見Zizek《意識型態的崇高客體》）。在陰謀論的世界，沒有公平可言，公共的言說也失去重量（例如：不用認真對待真實的政治分歧，也無需顧慮運動的難題和策略） ，因為，陰謀論的信仰核心是：所有表面公開的決定背後，其實蘊藏着另一個更為巨大且不為人知的決定。最後，政治剩下的只有懷疑、怨恨和陰謀，淪為尋找「內奸」的玩意。
成敗
梁振英輕微讓步，使局面更詭異，一方說是階段性小勝（但革命尚未完成），另一方則說成是大敗，判斷南轅北轍。有人冷嘲熱諷， 說前者是「精神勝利法」，將失敗當作成功。然而，這是混淆視聽。當下，並沒有人誇大，說「運動大獲全勝」。人們只是並列一小塊「贏取的空間」和更多「未完成的部分」。反過來看，無視現實中辛苦鬥爭而來的微小成果， 而高談「大敗」的朋友，難道不是一種顛倒的阿Q 精神：不是將失敗的當勝利， 而是相反， 將僅存的成果（哪怕是小勝） 統統都看成是失敗，可謂「精神失敗法」。與精神勝利法相反，這是一種徹底失敗的錯覺。
「倒梁和抗共」？
有趣的是， 「小勝論者」被看作是在「自我陶醉」，但細心一想， 「大敗論者」又何嘗不是？如果前者被嘲為安於現狀的精神勝利法，後者則可視為「未來的阿Q」。經常有一種無限樂觀的說法，說只要留下去， 「革命」就會來臨，我稱之為「廣場解決一切」的神話。指點江山的大師也曾發牢騷的說過： 不撤的話， 運動可發展成倒梁和抗共，普選明天來臨也不定。天啊， 不是說「倒梁抗共」不對， 但這是反國教運動中行動主體的意願麼（ 聯盟、家長和孩子） ？ ！ 不管喜歡與否， 由學民思潮和大聯盟所領軍的反國教運動，一直是個單一議題運動（單純反洗腦科，這使運動的焦點集中和簡單）；但若純粹為了提升戰意，就一下子跳躍到全民「倒梁抗共」的景地，難道說話者不會心虛嗎？！我甚至急不及待革命今天來臨，但問題是：如何可能？該做些甚麼準備？尤其在形勢有變和主事人力有不逮的前提下，運動怎樣才能再度突破和提升？有人說可佔領多兩三天，OK，但之後呢？基於種種理由，如果佔領不可能是無了期（死守則可能被梁振英拖延至消耗殆盡） ，或現階段根本難以竟其功於一役，那我們終要思考如何在「廣場」以外叫運動遍地開花。
何故在冷氣房叫人革命？
最後一點更荒謬，指點江山的批評家愛說：運動是全民的，你所說的困難是你自家的事是， 你無權不佔領，包辦運動。甚麼包辦，主辦方有阻止過他人繼續佔領嗎？ ！ 更奇怪是，因為「運動是全民」，所以家長和孩子不容力有不逮、不能改變戰略？這又是什麼虐待邏輯？最可笑是，一味說革命近在咫尺，又不斷把全民和佔領掛在嘴邊的大師， 卻從不親自落手組織群眾、再次號召佔領或立刻策動革命，而只在冷氣房內罵人不夠革命。或許，甚麼全民和革命，並不包括他自己吧。
未來沒法計算。不少主事人也承認，當日撤出的決定和安排，是有不足之處（例如挫了民間剛剛形成的新生力量的銳氣）。甚或誰也不知道：假若當日人們不撤，可能政府已全撤（雖則可能性極低） 。但我只想說，不滿歸不滿，批判也不應脫離組織和現實條件。畢竟，毫無代價唱最革命的歌，不過也是一種快慰到死的「自我陶醉」罷了。
後記：小勝補遺
有關政府讓步的事，主辦單位並未收貨。但相較以前，權力確是給動搖了。在新安排下，反國教的戰場將從「政府強制」滑移至「學校自願」。國教科不再以「強制」為後盾，只要學校反國教的意志夠強（例如天主教學校） ，就可以「大條道理」不開展，而毋須面臨原本風暴──三年開展死線。基於抽起課程指引中當代國情的決定，學校也暫時無需處理「黨國不分」的內容，而53 萬撥款也可以改用作國民教育之外的範疇。近年社會運動中，政府多是寸步不讓。無疑，這絕非當權者宅心仁厚，而是全民的力量。但我們都知道， 「全面撤回」的革命尚未完成，下一階段更為複雜，因為一切將以「自願」之名而行。運動需要重新調整論述，需要揭穿「自願」背後，經堂發生的威迫利誘、學校高層的一言堂，而這方面，則需要具備深入堡壘（學校）的能耐，並將反國教力量調動至那些黑箱校園門前。
原刊於《明報》，2012-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