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想到，會有那麼多朋友會在星期一的晚上跑到獨媒 辦公室參加這個討論會，有點被嚇壞，也有點手忙腳亂。
本來，一直在籌備后六四的網絡發展的離線沙龍，因為國內講者機票的安排出錯而取消，在婉惜之餘，想到編輯小西與阿野提出想討論世代問題，趕忙與葉蔭聰商量好題目，打兩通電話，與梁文道和羅永生約定好在六月一號晚見面。因為時間在星期一晚，宣傳緊迫，以為參與的人數不會太多，心裡想著即使人少少，大家圍圈坐也要好好討論這個世代交替與承傳的問題。
想不到，七點十五分已坐無虛席，到七點半，辦公室塞得滿滿的，羅永生在樓下排隊坐電梯，而未能現身。結果，討論會開始時，有超過三份一的朋友要站著聽，很多都擠到了電梯口。部份編輯建議移到富德天台，趕忙安排音響、燈光。
沒有經歴過六四的年青人，就六四問題侃侃而談，冰冷的語氣、官家的觀點令人嘩然，這是新一代的問題？還是教育的問題？還是什麼其他原因？這是討論會希望探究的問題。
葉蔭聰透過他今年尋找六四故事的經驗，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曾經經歴過這段歴史的大多數人，反而對這段歴史避而不談呢？是被嚇壞了？還是過去在當下的生活變得不相干？在這種情況下，發聲的只剩下支聯會與捍衞國家暴力兩種聲音，大部份真實的經驗卻變成空白，承傳如何可能？
梁文道提出令他憂慮的幾種思維框架，一種是後現代式的相對主義，對與錯變成觀點與角度的問題（這大概是未來通識的訓練手法）；另一種是勝者為皇的「話語權」思維，當下的成功，能淹蓋一切。要抗拒這些思維，他認為我們要把六四與自己的經驗緊扣，六四除了發生在北京以外，也發生在香港。在北京，它是一場反貪污、爭民主自由的運動，在香港，它是一場民族認同的運動。這種民族認同，不是以國家為中心，而是人民間的命運相連，血濃於水。是故，六四的真相、六四的經驗，亦發生在香港，百萬人自發上街支援民運的經驗，影響著每一個香港人，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民主派的出現），亦將索造香港的未來，以至中國的未來。
下半部的討論，我們搬到富德的天台，大家手拿自己的包包和椅子，爬到五層樓梯到天台。其實也不太擠得下，有的朋友要爬到水箱一層，有的要站在台階和圍牆外。大家在暗黃的燈光，高樓大廈圍繞著的一片天下，繼續討論。
羅永生提出，六四和五四運動難以避免的、亦理所當然的，都是神話，大家可能不大了解當中的一切，但卻會為它賦予種種意義，亦會跟隨它而踐行，就像當年六四的學生，他們把自己視為五四的繼承者一樣。而神話的創造與衍生，並不在當時的人，而是在這一刻的當下。而所謂的承傳，並不在於把故事一代傳一代，而是新一代如何繼承這個神話，成為其主體。
剛好路過打醬油的北風感慨地指出，香港在談遺忘的問題，但在國內，大家還停留在六四是否事實的爭論。不過，他對未來仍然樂觀，大家仍舊很努力的發送訊息，而當權者的壓制，變相提醒大家六四的重要性，當大家跳過互聯網的過濾，絕大部份的訊息都是非官方的版本。他希望享有自由的香港，在資訊傳遞上能走出香港本位的思維，把重要的訊息送到國內。陳景輝在歴史資料中，找到很多能建構香港民主運動的元素，希望能填補本土社會研究和歴史的空白。
接著台下的討論，有很多令人感動的代際溝通小故事。阿 ger 談自己在參與后80 P-at-riot 的過程中，如何使母親憶記起當年六四的情境；一位朋友說母親在他三歲時曾在八號風球帶他出去示威，其後十幾年卻沉默起來；另一位 80後，不理父親勸告，積極參與六四廿周年的活動，最後父親終於問孩子：自己是否太自私？十五歲的 女學生談自己如何把六四帶到校學裡，卻被老師指犯規。
承傳也許不是上一代傳給下一代，而是天真磊落的新一代如何讓上一代憶記起、並重新認識和欣賞自己的過去，儘管那是一個創痛、一個失敗。
（簡短的記錄，僅作引子，大家請補充，沒有出席的可看影像資料，以下是第一部份，陳浩倫攝製，稍後會陸續再放上來。另圖片林輝攝自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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