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0學運連線 20151007重點播報
周永康、羅冠聰、王瀚樑
【港大副校長任命事件】
2200-2230
羅：周永康請說說現時情況。
周：昨天港大師生發起校園遊行，有近二千人參加，四位發起的教授沒有想過會有這麼多人參加。其中文學院的Professor Timothy O’Leary在佔領初期已率先發聲，一直都參加香港的社運。去年八月時學聯在政總外有集會，他也有來聲援。港大有批教授很感受到今次事件非同小可，認為這是學界自主及學術自由的危機。以往大家認為陳祖為教授比較溫和，和學聯比較多爭拗，今次也走出來。這是較低成本的參與，但可以讓社會看到港大人在乎這件事。當有一定師生參與，多多少少為坊間提議的罷課、罷教打了強心針。這是一個鼓舞士氣的行動。
羅：教授遊行也有象徵意義。以往我們說學界抗爭時，在香港的語境，學界很多時只是指學生，過去，教授或職工參與社會事務好像沒學生明顯。台灣的教授則很多在學生時代也有參與社會運動，所以當他們教書時，自然就會在社會運動上努力。繼上次百多位教授出來義教後，今次也有很多老師出來，包括一些較保守的學者。他們出來也冒著很大風險。現在新任的教授不是終生聘用制，有些老師可能因政治原因過不到終生聘用制而感到壓力。
周：校園中有很多政治打壓及政治干預，學者想做研究或民調都有黑手干預，教授以外，教學助理的合約也是例如以十個月計，他們也面對很大壓力。
王：浸大的教授也有參與港大的黑衣遊行，今次事件是只要讀過港大的人都感受到港大眀德格物的精神受到很大侵害。
羅：今次也不單是學界的事情，也關乎法律界資歷的問題。下一步可以怎樣做？剛才說到罷教、罷課，但如何能向政府施壓例如李國章不會擔任校委會主席、校委會組成會變更，有沒有外國例子可參考？
周：今星期初，港大學生會也就現況及行動方向開了討論會，以我那組為例，學生對罷課有保留，聯想到去年九二二至九二六的罷課，覺得只得學生參與沒效用，去年因為催淚彈才有這麼多人參與但都沒有用。大家在思考罷課時沒有考慮到罷教、罷工，似乎我們要重新定義罷課，令大家跳出原本框架。以魁北克罷課為例，有一批朋友去魁北克問他們罷課如何搞得這麼成功，中間有很多努力及歷史原因，他們最大的罷課用了兩年去籌備，罷了六星期，直接影響大學運作，以至政府對大學資源的投放也要調整，影響到公共財政的調度及公共行政的管理以及人才輸出，令到罷課成為政府及社會必須正視的行動。
羅：去年我們的罷課，無論規模或出發點都跟魁北克很不同。去年我們沒太多時間籌備及組織動員，在兩個月內定下罷五日，也清楚這無法直接中斷大學運作，對於政府有實質的財政或行政壓力。那五天比較多是學生的吶喊，和社會講學生已走出來，是道德感召。但戰爭性罷課是以癱瘓大學運作，向政府施加壓力，從而作出政治上的讓步。
王：去年罷課是為了未來的佔領運動作準備，希望藉著學生牽頭令社會民氣升高，帶動社會氣氛。港大學生對罷課有保留可能是帶了這個想像，認為罷課後必然要有升級行動。真正的罷課其實可以爆發性。六十年代日本的學生衝了禮堂阻止學生上堂及考試，這是戰鬥性的罷課。當出現這些情況，最頭痛的就是校委或學校高層，他們除了辭職外可能沒有其他方法平息這紛爭。
周：去年罷課之前，大學討論時是集中於佔中何時發生，如何令佔領更有威力。待會兒我們可以討論學生和老師的現況，因為這也影響到接下來的對策。
2230-2300
周：即使發生今次事件，同學之間都有無力感，一來社會好像未找到出路，二來要做甚麼才能改變現況，其實大家都有個問號。大家不能純粹問今次抗爭是否有用，沒法保證的，但抗爭就是大家一起試、一起摸，然後找到新路向。現在是要將無力感轉化為動力。當罷課不止學生，也要老師參與罷教的話，學生可能覺得有得諗，但之前教職員工會有講到，他們不排除罷教，視乎學生意願。但大家都未肯定如何有力量地郁及收放自如，相信大家都想到這抗爭不止一次，不會一次就可以成功爭取，可能是通過兩、三天的罷課、罷教向社會顯示，這罷課和以往的罷課是不同的，有力量的。
羅：我們需要紮實的宣傳，告訴大家罷課不是空口說白話，是嘗試令學校停止運作。可能有聽眾問，是否真能做到這麼激烈的罷課？我們可先看看外國例子。魁北克可以有大型罷課，因為他們事前有很多行動舖墊，說的是抗爭不是一次性完結的事情，他們一開始有小型遊行、聯名信、文宣、一日罷課，發展到全國學生集會，到一萬人、大規模、不同組織的學生會議。香港是個速食文化的社會，我們要思考如何將這堆砌、累積這過程融入到學生論政的層面，罷課是具威力的。
王：加拿大有長遠的抗爭傳統。去年罷課前，很多同學和我說罷課沒有用，八三一不會收回，那時香港人的無力感也很強。我覺得今次港大之戰很關鍵，去年大家出來是因為覺得再不出來，香港會沉淪；今次港大事件的面向比魁北克事件更重，因為政治干預，期望大專學界被染紅，若大家不想這事件發生就要明白今次是關鍵的時刻。
周：我們有責任總結我們的經驗和大家分享。今時今日，會多了人看院校抗爭的文章，若我們能分享我們的經驗也可促進這事。外國的例子和香港相比多多少少有文化異同，但本地罷課也不是憑空爆出來，我們首先在中大，然後在添馬公園，然後在公廣出面，然後有重奪公廣，這都是建基於一二年國教時的聯校罷課，若沒有一二年國教罷課，大家沒資源去討論去年的罷課如何搞。現在大家預計十一月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會卸任，有傳是李國章出任。但無論哪個上，打壓方式都不會改變，所有現在的訴求都是困難，透過一次兩至三日的罷課是不夠威力，但若能顯示罷課的威力，而政府還沒有回應，就可以醞釀串連更大的罷課，但這確實需要鋪墊。魁北克罷課時學生封了課室，老師的成本其實少了，在記錄片中也有學生說要上課，但糾察線不讓他們進去，這決定是在會員大會決定，若有同學認為這罷課方式不恰當，就回到會員大會，再討論及公決；會員大會的決定及行動是可以覆議的。所以他們不是道不同不相為謀，而是以民主方式爭取更民主的改變。
羅：在學校有民主實踐是很重要的，學生會作為法定組織，其實很多事可以自己處理到，但可惜，我相信每間學生會都有相同感受，每年會員大會都很難召開，同學有少少漠視了自己在學校的權利。原來民主文化是會滲透我們的生活，香港的學界其實都可以做到，香港社會過去沒有這種討論的土壤及想像。
王：我們不是說外國的一定更好，外國也有藍絲，但他們有民主經驗，大家的發言權利能在機制內得到調解，達至大部份人信服的決定。我覺得信服很重要，建基於大家在同一個社群生活，不是因為這社群的決定和我不一樣我就要脫離這社群；香港沒有民主經驗，令大家不太相信民主機制及信服和自己不同的決定。我們可以透過參考外國經驗去建立這模式，這是抗爭模式，也是日後香港民主抗爭很重要的一步。
周：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有不民主的地方，例如大學裡也有很多潛規則，大家可以思考是否有更好的working plan。
【社區抗爭】
2300-2330
羅：在香港，大學裡願意參與抗爭的人較少，所以未來要看有多少人相信民主制度及利用民主制度。
王：學生會某程度上也是惡性循環。每間學生會都有寫明，會員大會要有一定人數才有效，每年學生會的投票人數也不過是十多百分比，學生會會覺得，要有足夠人數開到有法定影響力的全民大會是沒可能的，同學參與度也真的沒那麼高；結果，同學不參與，學生會不搞，事就辦不成了。我覺得第一步不用太擔心，可以試一下，外國不是罷課才開全民大會，而是有開會的習慣，可能一、兩個月就開會，同學會慢慢認識這種文化及慢慢參與。
羅：其實社區及香港也面臨同樣情況，就是有個行政首長粗暴地干預那地方的文化。在社區層面我們如何可以對抗？
周：社區、學校、政黨的運作向來是由上而下，每個領域中我們搞社運都犯了這弊病，缺乏雙向發展，參與者無法充權，代議士也無法成功下放權力及分攤工作。在社區，全民大會或居民大會都是《社區公民約章》希望做到的事，它希望改變地區的政治文化。短期或長期，大家希望以居民大會的形式去決定社區內事情的方向，例如市區更新等。長遠而言，區選有簽了約章的區議員當選，或友好選到，以至立會選舉也有支持約章的人選到，在這些層面對於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有莫大的幫助。最近姚松炎他們在置富搞了四、五十人的居民大會，參與者也有充權的感覺。如果四、五十人的大會都有empowerment，擴大規模或在區選或立法會的層面去搞，對於長期的社會抗爭是十分有利。
王：民主的意義在於大家一起決策，香港當刻不是民主社會，但我們有些民主權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這些民主權利，這是民主的進化。姚松炎教授是中大的教授，在參選之前已在社區進行環保實驗，一方面環保，另外也令社區更加連結。民主不單個人權利，也包含社群意識，我們如何和其他人相處。作為一名教授，在現在的社會環境下，必然是更關注自己的學術研究，但姚教授願意參與社會甚至參選，是值得尊敬的。
羅：村長也參選區議員，大氣電波也是廣播途徑，可能有利益衝突，所以直至區選，他可能無法上來學運連線。
王：傘運後有傘兵出來參選。有人說他們空降，只藉傘運吸票，但正正是因為傘運令到很多朋友見到公民社會的局限，組織工作不夠由下而上，所以他們有新的組織方法，他們才身體力行參選，推廣由下而上的組織模式，連結不同的持份者。
羅：有一批人是很久之前就開始社區工作，為社區盡心盡力，我們呼籲大家不單投票給他們，也希望大家幫手做義工。面對建制的攻勢，傘兵以至現任的議員都感到吃力，因為建制的資源實在太多，不同媒體近日都介紹建制如何動員，他們動員同鄉會，甚至有人監票，他們的脈絡很強。
【修改大學條例公投】
王：我們也希望民主能在校園發展到。學聯接下來希望做到修改大學條例，及希望醞釀大學的民主文化。
羅：我們未來希望在不同院校舉行公投，內容和校監必然制有關。本地受政府資助的院校，其校監必然是特首，每間大學的校監職權都不同，以港大為例，他可以委任校委會主席及若干人數的校委成員。這權力對於政府干預院校自主相當重要，它搭建了政府黑手通往破壞院校自主的橋樑。有人問為何要現在修例，是因為過往港督或特首當此是虛銜，但梁振英起了個很壞的先例，就是有權必用，我們當然要修補這問題，所以我們希望每間現時梁振英擔任校監的院校都能舉辦公投，令學校成立修改大學條例委員會，從而修改部份大學條例，例如大學校監是學生選出來而非必然是行政長官，或校委會或校董會中的學生及校內人士比例是否應高些，這全部都由不同院校自己做內部商討。這公投也彰顯民主精神，因為是那個社群中所有成員都共同決定那社群的重要議題。公投是（社群）中的市民如何看待那地方的最高體現，而這恰恰是香港缺乏的，因為香港沒有《公投法》。院校是香港民主實踐的地方，要在香港醞釀民主理念，院校是個很好的起始的地方。
王：我們也希望在公投前舉辦一系列的會員大會，令同學可以決定公投議案、公投前宣傳方案、抗爭模式，這是民主的體現。
2330-2400
王：剛才說到公投，發動公投希望包含更多商討及決策，這才是民主的實踐。民主精神是相信公眾的理性，無論學聯及學生會都相信群眾力量。很多同學可能覺得自己於大學而言只是過客，但透過民主參與可以令同學對這地方有歸屬感，令大學團結起來，自發參與大學發展。透過港大的抗爭及罷課，也許可以李國章不會成為校委會主席、十二個校委落台，但修改大學條例是整個大專學界的事，所以要思考如何鼓動到整個學界參與抗爭。正因為每間大學的大學條例都千瘡百孔，特首有太多權力，有凌駕於校長及學生的地位，影響人事任命及學術方向，要透過大規模的抗爭才能達到我們的訴求。
周：學界程度的抗爭，關鍵是如何醞釀到那個位，及有套方式令到運動有進有退。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明晚會有會議，關於是否搞公投。我相信大家的訴求相近，都和校委會主席、校委會組成、大學條例有關。若有很多同學投票，也是一種壓力，若學校不回應，學生會及同學也可藉此發動下一波抗爭。
王：我們之前也和馮敬恩談過，他透露過希望透過由同學自己收集足夠簽名然後推動公投出現。但時間上，開會員大會或收集簽名需時，或沒足夠同學參與，他們希望盡快令公投出現，學生會可以商討下一波抗爭。
羅：學界對於組織同學也慢慢採用由下而上的模式。但聽到同學說，很多港大同學關心這件事的氣氛不是太高，所以最重要是如何吸引更多人參與。
周：如果今年興幸可以罷到課，也許未是戰鬥性罷課，來年可能陸續會有其他抗爭，這些基礎需要打得好。學界嘗試新的抗爭模式，區選則希望有新的動員方式，立法會也是，在每個領域改變香港政治文化，對未來的抗爭是重要的關鍵，因為接下來的抗爭會有更多人參與，也更有方法去解決運動中出現的矛盾。
王：這新現象和傘運很有關係，傘運由大專學界牽頭，所以現在梁振英很想染紅大專學界，令學界收聲。傘運期間面對很大壓力，是因為社區連結太少。我們要重新和街坊連結，令大家明白政治不是要搞亂香港。大專學界是推動香港民主發展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大專學界一定要守住。我們接下來會宣傳修例公投，希望得到學生的參與，成立商討委員會，希望全民參與、共同決策、共同行動，這才是有機的行動。真正的修改大學條例是漫長的戰爭，但現在一定要守住學界這陣地。你是在職人士，也請關注區選。
周：我越來越明白甘地第一次不合作運動時，見到群眾想打警察時就喝停運動，因為他看到那時群眾沒有足夠的底蘊發動不合作運動，所以那時他回到地方工作，六、七年後才發動第二次不合作運動，他的側重點是連結自己的網絡。
羅：台灣經歷了四、五十年前的強權，他們的投票機制是容許黑箱作業，但很多人覺得就算在這機制下必然會失敗，仍投身投票，希望向群眾揭露這些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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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學運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