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雨傘運動」已踏進第九十三天。雖然，金鐘夏慤道、旺角與銅鑼灣等幾個主要佔領區早已清場，但政府總部外的添美道（又稱「添美村」）至今仍然有人佔領留守，被驅散的各區原佔領人仕，則改以流動佔領的方式（俗稱「鳩嗚」），延續運動。 雨傘運動將如何終結，仍未可知，而在運動期間在民間社會所釋放出來的大量政治能量，將以何種形式轉化，則尚待進一步的觀察。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雨傘運動對於香港各個領域的影響，可謂劃時代的。
在雨傘運動開始後不久，筆者曾經在本版撰文指出，這可算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人民最大型的社會與政治參與運動，由於佔領行動對於日常生活空間的運作的暫時打破，在市民之間所引發出來的巨大文化慾力，是前所未有的。「這一股巨大的文化慾力，將是任何從政者所不能少覷的。 佔中之後，人民會有新的生活想像，我們都回不去了。」（本版，2014年10月13日）而這股文化慾力最能體現於市民大眾對於空間政治的覺醒與想像。
空間覺醒有段古
事實上，在金鐘夏慤道、旺角與銅鑼灣等各個佔領區，我們都看到市民自發、層出不窮、充滿創意的空間實驗與實踐，無論是軒諾道中的「自修室區」、政總外的連儂牆，還有在佔領期間在公共空間出現過的大大小小藝術創作，無不令人嘖嘖稱奇。 無可否認，雖然香港至今仍然是全球最有效率和自由的城市，但與此同時，它也是公共空間規管得最嚴的城市，隨着近二、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論述之大行其道，香港的城市空間基本上已被高度資本化，你能夠在這個擇競天物的資本森本中擁有多少自由，很多時都得端看你口袋裡有多少錢， 你口袋裡的錢愈多，你便愈自由，其中包括閑暇與玩樂的自由。
由此觀之， 佔領期間，在金鐘、中環、灣仔等地方工作的OL，之所以在午飯時間跑到金鐘佔領區用膳、散步或「煙break」，甚至有民眾在佔領區放電影與煮食，也就不難理解。這些在公共空間出現的創意行為，正正反映了人民對理想城市生活的文化需求以及空間覺醒。 然而，「世上沒有無緣故的愛，也沒有無緣故的恨」，上述的空間覺醒並非始於雨傘運動，它們其實早自九十年代末，隨着新一輪的全面都市化發展而逐漸萌芽。
「城市權利」的啟蒙
當然，若論香港市民近年的空間覺醒，我們一般會上溯至2006至20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但其實我們可以把時間往前推得更遠，其中包括自2003年市區重建局公佈的利東街（俗稱喜帖街）重建項目所引發社區保育運動，2004年政府將以8.64億港元將居屋紅灣半島業權賣回參與發展項目的地產發展商，發展商打算全面拆卸重建成豪宅，而在環保團體及社會輿論壓力下被逼放棄，2006年西九文娛區計劃在市民一面倒的噓聲中「推倒重來」，2006至20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2008年時代廣場公共空間運動以至近年的關注新界西北發展運動。
究其根本，這一場空間覺醒運動，大概跟千禧年後、新一輪的都市重建的全速開動有關。當然，都市重建並不是千禧年之後才出現的新事兒，早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已隨着港英殖民政府的「光榮引退」大計逐步開展。 不過，跟千禧後的都市重建計劃不同， 由於土地發展公司的權力遠遜於後來的市區重建局，重建舉步艱難，加上當時香港整體發展殷殷向榮，人人看似得利，市區重建對於常民生活的影響還不明顯。然而，隨着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香港的經濟體加速轉型，再加上2001年市區重建局取代土地發展公司，並具有更大的法定權力，發展的推土機開始觸及常民的日常生活肌理，而這可算是近年一系列的都市空間運動肇始之基點。
然而，有權力的地方，便有覺醒與反抗，隨着上個世紀末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開始對常民日常生活肌理的大舉入侵，市民的「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開始受到前所未有之威脅，於是也造就了近年城市空間運動之遍地開花。
固然，「雨傘運動」最原初的目的，是追求具有廣泛而普遍代表性的民主選舉體制，但民主的實踐從來不止於選舉，更在於都市空間、生活與文化之打造。由此觀之， 雨傘運動期間所喚起的空間覺醒與實踐，也就其來有自。換言之， 雨傘運動不單是一場追求真普選的政治運動，它同時也是一場充滿了空間覺醒的城市權利啟蒙運動。
信報．論壇版．文化論政，2014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