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接受記者訪問，他不止一次批評，保衛天星碼頭的抗爭者轉戰皇后碼頭後提出的理由，即「天星、皇后、大會堂為一建築群，中間的公共空間在殖民地歷史中佔着重要位置，應盡量將整個格局保留，讓下一代從城市的布局中反省過去」，是隨意﹝arbitrarily﹞編造出來自圓其說的論述，與市民的想法脫節。而在一二一登岸行動中提出的去殖，更是連在場的參加者也不是個個理解。
當另一個理念比較相近的記者也提出類似的疑問時，我愈發覺得不對勁。在這個大家都累壞了的時候，實在有需要稍稍停下來，抖擻精神，就去年以來保衛天星運動的論述來一次疏理，深刻檢討一路以來的工作，並找出能夠令運動持續和擴大的路徑。
第一階段──零六年八月至十一月十一日
容我粗暴地將由去年至今的運動分成三個論述階段。去年八月至十一月十一日告別碼頭是第一個階段，當時對天星的論述包括分析其建築風格、大鐘的結構、以及這個包含着眾多市民「集體/共同回憶」的地標建築不應被拆卸。但香港人其實挺「現實」的，大部分人會和你share那共同回憶，可是他們大部分不認為發展主義有什麼問題，而當他們心裏面沒有一套「發展就是硬道理」以外的想法時，「唔捨得都冇辦法啦，城市要發展嘛」就成了主調。他們需要一個告別儀式，但告別後就安心繼續生活。
回想起來，這個階段是延續着九十年代開始的本土文化熱。那時「大限將至」，香港人急忙地發掘香港本土文化，茶餐廳、菠蘿包、老夫子、大排檔的價值通通被提出來﹝我記起自己在九八年參加了「尋找香港人」，第一次學用DV拍中環的小街﹞。但學abbas講，那是culture of disappearance，消逝之前才嘗試捉住，而且是認定消逝難免的捉住﹝即徒勞﹞，是完全沒有政治進取心的捉住。
第二階段──零六年十二月十二至二十三日
到了十二月，第二個論述階段出現。原來主要是藝術界和中產保育團體帶頭的保衛天星運動，撞入了一班參與重建區運動的人﹝但帶頭的不是本身已忙到出煙的重建區主力組織者，而是inmedia幾個一直跟下跟下的邊緣人，所謂社運積極份子﹞。我們雖然不是重建區的主力，但在耳濡目染之下，也把握到重建區反映的問題核心──政府和發展商只看到土地的價值，卻看不見人的尊嚴。舊區居民被剝奪了參與規劃的權力，他們一定要亦只能夠陪市區重建局與發展商玩大富翁遊戲；市建局與發展商在枱面上大魚大肉，原來的居民在枱底下收錢四散。不單止重建區的發展用這樣的邏輯，地鐵火車沿線物業愈起愈高，維多利亞港愈填愈窄，當你去質疑香港如何可以這樣下去時，總有一大班人會罵道：「唔俾拆舊樓、唔俾起屏風樓、唔俾填海，咁咪冇得賣地皮，冇得賣地皮政府就冇收入，政府冇收入你班友連綜緩都冇得攞！」這班人背後，站着更多已經犧牲了大半生供樓的小業主.....
我﹝還有部分相識的抗爭者﹞是帶着上述對香港城市發展的判斷而將民主規劃視為保衛天星碼頭運動的﹝新﹞主題。共同回憶是一種靜態的描述，要「留住」回憶可以有千奇百怪的方法；但是，我們這班在金融風暴、沙士、七一大遊行中長大、以八字頭為骨幹的抗爭者，面對繼續disappearing的庶民生活空間，我們不要重複九十年代「大限將至」的無力感，卻是要切切實實地站出來捍衛，並向消滅的力量說不！
每凡說到「民主」，支持的一方總認為是其理自明不用多費唇舌解釋，但亦總有人以揭露「多數服從少數」涉及的「暴力」以推論民主不是萬應靈丹。民主規劃亦面對相同的情況。首先，民主規劃比代議政制民主難明，在個人主義意識澎湃的香港，提到「空間」很多人只會想到自己借了二百幾三百萬買下來的單位，或者想到政府分配出來的公屋單位。我們被規訓至將自己形象化成為輸送帶上的一件貨，只關心那幾百平方呎乘十呎高的「安樂窩」，還有離開最快速的輸送帶有幾多百米。本應存在於我們之間的社區，愈來愈變得不可能；而如果我們連社區是什麼也不知道﹝甚至對面戶的人姓什麼都不知道﹞，則不會理會什麼規劃，更不會參與其中。
其次，我們之所以會將民主規劃與抗拒發展主義視為當然同道，因為現況是我們既面對一個不透明、排拒市民參與的規劃過程，又眼見這個過程認錢唔認人、加速大財團壟斷、並不斷消滅我們珍重的庶民生活空間及共同回憶。提出質疑的人說：第一、要抗拒發展主義的只是香港的少數；第二、按﹝一﹞推論，如果落實規劃民主化，以少數服從多數，很可能出現的結果是繼續填海、拆天星、拆皇后、鏟平舊區消滅街道﹝只要政府給居民新樓換舊樓、新舖換舊舖，擺平了賠償問題，反正喜歡行商場的人多的是﹞；第三、如果開放規劃權力給舊區居民，將會出現難以收拾的利益衝突，最終令市建局撤退，舊區繼續在業權分散下爛下去。
我接受一，也不敢排除二和三的可能。文末才進一步回應。
第三階段──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
先說第三個論述階段。第三個論述階段是迫出來的。當一連七日的行動都阻不了天星的拆毀工程，天星拆到入晒肉，曾蔭權將焦點轉移到沒有政治能量的「集體回憶」，我們亦有點無奈地將陣地轉移至皇后碼頭。這個轉移有形勢上的需要，曾蔭權政府當時橫蠻地將鐘樓切去砸碎﹝現在假惺惺地說做錯了，懵咗﹞，試圖令運動失去焦點自然散去。明知人家出狡計，怎能就踩進去自己消滅自己？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保衛天星行動期間，大家根本沒有時間將皇后碼頭也一併考慮，為退守皇后碼頭先做準備。於是難免要「臨急臨忙」為皇后碼頭建立一套新的講法﹝事後回想才覺得臨急臨忙，那時倒覺得順理成章﹞，這就是被記者批評為「arbitrary」的地方。當時的想法是，天星運動累積的火焰，必須要在地域上和討論層次上都燒開去；如果保衛天星碼頭是得到市民很大的迴響﹝但和十五萬人道別還是差太遠了﹞、目標單一的行動，那到了構思「本土行動 匯聚皇后」系列時，則保衛皇后碼頭只是幾個焦點之一，「本土」和「去殖」成為了新的倡議方向。
那時期幾份文宣都突出這兩個主題，民主規劃反而較少直接提：
「正如葉蔭聰在一篇新文章中指出：『今天這個時勢，正是曾蔭權的「去本土」大計與本土運動的一場對決，它不是泛民與特首的爭持，而是全港進步社會文化力量要討回曾蔭權為首的政府欠下香港人的債，奪回「本土」的詮釋權，捍衛本土文化生活，以及落實屬於香港市民的本土政經大計。』」﹝「本土行動 匯聚皇后」活動雙周原宣傳稿﹞
「皇后碼頭的價值，在於其所在的位置，她與大會堂、愛丁堡廣場和天星，形成一個建築群和具有歷史象徵的整體。殖民時期，港督的就職、離任在皇后碼頭，正對著 代表公眾的大會堂；到今天，法律年度巡禮都是在大會堂和愛丁堡廣場舉行，正對著皇后碼頭。整個空間，代表著一段歷史，而香港是從這段歷史走過來。
「離開了大會堂和愛丁堡廣場的皇后碼頭，只是一塊牌匾與破石屎，再也不是皇后碼頭！
「歷史、集體記憶是不能隨意重置 (relocate / reset)的，我們要求皇后碼頭、大會堂、愛丁堡廣場和天星碼頭要一併保存，不能把它們「五馬分屍」於各處「重置」。 」 ﹝〈歷史不能重置 停止愚民公關政治〉聲明﹞
「過去一個月，保衞天星運動逐步伸延至保衛皇后碼頭。
皇后碼頭過去是英國殖民宗主國皇室及港督上岸的地方，他們一踏上來，便把這片土地佔為己有。原來在這裏生活的人民只能被踩在頭上，無權過問。
現在，香港回歸中國已經十年，本應是人民自主自治的時代，不幸的是，特區政府仍然承襲殖民統治方式，它消滅舊區的平民生活，強拆香港人珍而重之的天星碼頭，還要一 次又一次擺出「假諮詢已經完成」的狂妄姿態。可幸的是，香港不再是殖民地，香港人已經醒覺，不願做順民，我們不許曾蔭權再踩在我們的頭上！
昔日英國人以登陸皇后碼頭象徵擁有香港，今日，人民要以同樣的行動，宣布這個碼頭、這個公共空間、以至香港這片土地都屬於人民。
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及天星碼頭所組成的建築群，極具歷史意義，絕不可以隨便分割搬遷。保衞皇后碼頭，並不是留戀與英國的殖民關係，而是要讓下一代從香港的空間格局裡了解我們的過去，思考現在，創造未來。解除殖民枷鎖，不能透過消滅殖民建築而達致，我們要做的是透過認識與行動，把殖民地轉化為人民的空間。」 ﹝一二一登陸皇后碼頭聲明﹞
皇后碼頭對於我和很多運動參與者來說，無疑是比天星碼頭和大會堂陌生得多的地方。因此本土行動可能不自覺地以皇后碼頭來「過橋」，希望天星之火能保住運動的力量。但有趣的是，在「本土行動 匯聚皇后」那個多月間，我們透過以不同的方法使用這個原來挺陌生的公共空間，竟然真的將我們口中說的「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及天星碼頭所組成的建築群」從建築設計變成活生生的生活經驗。大家只要親身到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去看一下就知道：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前，只有天星碼頭掛滿了橫額寫滿了字，但到了今天，一月三十一日，由天星碼頭開始一直至皇后碼頭都寫滿字和掛滿橫額了。是我們的行動令兩個本來有階級差距的地方合而為一。和天星碼頭一樣，我們愈多使用皇后碼頭，就愈明白原地保留的重要性，也愈明白什麼叫做公共空間。﹝還記得我們在尖沙嘴碼頭一展開布匹寫字就有康文署大官來驅趕嗎？﹞
我想，不同人對運動的認識的落差，就在這段期間不斷擴大。即是說，皇后碼頭跟天星碼頭不同，沒有多少香港人對它有深刻的感情，因此很少人會有動力出來保衛這地方。但另一邊廂，那一班在天星碼頭抗爭後一直留下直至今天的參與者，我們透過自己的實踐擴大了對公共空間的認識；同時間透過「挖掘」皇后碼頭在殖民時期的過去，也深刻地體會到成為有歷史意識的自主公民是何等重要的大事。我們深刻地意覺到，如果不是雙腳踏在今天的皇后碼頭上，如果不是親眼見證這裏的空間布局，我們不會「看得見」那仍然纏在身上的殖民主義鎖鏈。我現在甚至覺得，將皇后碼頭拆了變公路，或者搬走，是非常野蠻地剝奪香港人的歷史意識，比拆毀天星碼頭更叫人難受。過去一一被消滅，歷史的傷口一一被公路磨平，今天出生的一代香港人，難道註定要與這片土地的過去和過去的人民完全割裂？
這些在運動中累積的感受，每天看報紙的人自然不會明白，看這個網的朋友能明白多一點。
本土運動和解殖運動的倡議不是不重要，但以皇后碼頭作為倡議的起點，在參與人數上就打了一個大折扣，變得曲高和寡。一個運動弄得愈來愈少人有動力參與，始終不是好事。因此我想，是時候將運動的焦點放回民主規劃上﹝其實一直沒有放棄，一二一登陸的大banner也寫着「皇天后土 民主規劃」﹞，透過民主規劃召集民眾，將事情在我們腳下那一小片地方落實。大家還記得前面提到那三個關於民主規劃的質疑吧，我說不敢排除二和三的可能，但我絕對不認同因此要拒絕開放規劃過程。按一些朋友在香港和台灣實踐的經驗，民主規劃絕對不是一刀切的暴力，卻是一個漫長的凝聚共識的過程，每一個地點、每一個區、甚至每一個建築都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我經常幻想，如果官塘市中心的居民可以在原區安置，他們還會支持興建超高豪宅和酒店商廈嗎？是有可能的，但起碼討論的空間廣闊了，他們在得到錢銀以外的選擇時，也會較樂意聽其他反發展主義的意見吧。
民主規劃肯定會引起諸多的麻煩和問題，但那是我們應該勇於面對，而且唯有透過實踐才懂得如何面對的。於是，在繼續提出本土運動和解殖運動的重要性同時，我們希望以皇后碼頭和天星碼頭「遺址」作為起點，實驗公共空間的民主規劃。我們會舉行多次的規劃大會﹝第一次在二月四日下午兩點舉行﹞，蒐集市民對於改造這兩處地點的意見，最終提出一個得到較多市民支持的方案。規劃大會具體如何進行我們仍然在構想中，套用roundtable成員最近掛在口邊的話，給我們一點時間！給我們一個機會！
以下是其中一種民主規劃的操作方向，港大司徒薇教授曾在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第一次諮詢會上發表過：
The Participatory Process should be in the following format:
a. A steering committee (led by a chief participatory social architect)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oversee the entire process. One of the major roles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is to facilitate the public to discus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olicy, design and planning process. The public can then input ideas in consultation with professionals who can answer technical questions and provide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in encouraging and non-judgmental manners. This kind of facilitated design and planning workshops can happen in broadcast & online in real time.
b.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n accessible storefront planning office for the participatory design workshop. This is a very accessible site where the public can go to anytime during the desig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o participate.
c. Supplementary town-hall meetings/workshops have to be arranged for broader participation access, besides the storefront office.
d. The regular public participatory planning sessions should be broadcast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n uploaded online for further access, allowing the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phone in real-time during the broadcast, and to submit online their opinions and votes after online. The broadcasted workshop or later online viewing allows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eering committee and the public.
e. Government consultation with third parties (e.g.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can happen also in broadcasted manners, so that no black-box decision making and double-dealings is possible. Thi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ssure the public that the participatory process is truly democratic and open.
f. All of the above have to be paid by the government.
g. These participatory workshops should happen in 4 stages and all 4 stages have to have broadcasted sessions.
(1) The first stage allows the brainstorming of the vision, strategy, planning guidelines, design ideas and requirements & wishes from the community;
(2) The second stage i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planning concepts, spatial design experimentations, and discussions about developmental alternatives in real time, in which the group of architects can visualize call in and at site ideas and opinions and chair the discussion that follows; widespread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 research, as well as interviews with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and residents can happen also at this stage; all can be uploaded to the design & planning workshop website;
(3) The third stage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roposed 3-D forms of the future plan gen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blicly developed planning guidelines; participants and phone in or online responses are collected again at this stage; on site, online and district level polling & voting on one or more plans can proceed at this stage; public voting on possible design models can also happen;
(4) The final stage is the presentation & explanation to the public about the completed plan, along with a strategy of implementation, development and a financial plan.
This participatory process thus requires the set up of a public access TV channel in which all public meetings, workshops, forums, consultation sessions on issues of governance, policy and planning can be viewed by the public. The meetings and workshops etc. should be uploaded online so that the public can continue to view them and sent in opinions within 4-6 weeks of the initial broadcast. All opinions collected must also be published (gazetted?) and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