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不止精英競技的「新」亞方向』為題發表於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明報》，本版本略經修改，也可以算是「體育、平等與資本主義」一文的延續）

香港國腳的故事

五十年代的香港，可以稱作亞洲足球王國。因為在1954年第二屆亞運會和1958年第三屆亞運會，香港的華人球員都代表中華民國贏得足球金牌。香港本身都有派代表團參加該兩屆亞運，但香港運動員的成績卻不受重視。親國民黨的報紙宣揚中華民國足球隊的輝煌戰績；親共的報紙則因為新中國缺席而對亞運不感興趣。

但到第四屆雅加達亞運，國腳們卻沒有機會蟬聯，原因是主辦國印尼阻止中華民國和以色列參賽。到第五屆曼谷亞運在1966年舉行時，親共的勢力在香港球圈已有一定力量。因此，球員代表中華民國參賽受到阻撓，要國際足協會長Stanley Rous親自介入才有莫振華、黃志強等十三名球員離港飛泰。球員需在下機後開赴球場比賽。人腳不足加上舟車勞動，球隊在分組賽鎩羽而歸。不過成績已不重要了，最重要有香港球員願意衝破敵人的打壓為國效力。這十三名球員遂獲《香港時報》尊稱為「十三壯士」。兩年後，香港足球職業化，香港球員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亞運的時代也結束。

雖然像姚卓然那樣的頂級球員在五十年代的簽字費已可達四萬之數，但名義上所有香港球員都是業餘身分。大部分球員都有一份職業，例如效力九巴的球員就多在九巴內任職，台港兩地政府都不會照顧這群優秀運動員的日常生活。即使如此，沒有人抱怨國民黨不支持他們，不為他們提供退役後的保障。當時繁盛的香港甲組聯賽，比賽場地就只有大球場是政府場地，但沒有人會指責殖民政府忽視足球。

亞洲車神的故事

姚卓然等人第一次取得金牌後五十六年，香港代表，外號「亞洲車神」的黃金寶第三次在亞運取得金牌。黃金寶的主要訓練地點在大陸，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沒有標準的單車場。大部分香港人對此都感到不滿，認為政府待薄了他，令他經常和家人分離。政府卻堅持政府已投放不少資源到精英運動員身上。官方的說法不是無的放矢。黃金寶不是業餘選手，不但可以在奪獎後公開接受商業機構的獎金，填寫職業時又可以寫下「全職運動員」五字。他之所以能當全職運動員，要歸功於政府通過香港體育學院照顧他的生活和訓練所需。

不過，不論我們還是黃金寶，都認為政府應做得更好。我們見到黃金寶在奪金後告訴我們：申辦亞運是義務。接著他到立法會說見到民建聯反對申亞實在心痛。主流民意不想申辦亞運，但沒有太多人批評他。因為大家覺得，精英運動員是為了得到政府應得的支援，才走出來為申亞搖旗吶喊。

不過，如果黃金寶不是因為戰績彪炳而戴上光環，大家對他就沒有那麼敬重了。那個願為國效力就是壯士的時代早已結束，沒有獎牌就是失敗，否則李麗珊也不用提醒我們香港的運動員不是垃圾。曾蔭權、霍震霆必然會說參賽比戰績重要，但政策說明一切。港協暨香港奧委會將一些有能力在亞運躋身中游的選手排除在代表團以外。哪個項目能成為體院的重點項目，還是以比賽成績作為主要指標。

民族主義和業餘精神

由姚卓然等人到黃金寶，整個精英運動與奧林匹克運動（指Olympic Movement，不是Olympic Sports）的內涵已經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姚卓然等人活在一個民族主義和業餘主義並存的時代。現代奧運之父顧拜旦希望推廣體育，當初一個主因是眼見自己的祖國法國在普法戰爭中不堪一擊。但這種民族主義的元素，後來亦加添了國際主義的成份，推動和平一直是國際奧委會的綱領。

可是，自第一屆現代奧運起，國際主義就已被拋諸腦後。1897年希臘與土耳其交戰，或許就是因為首屆奧運助長了希臘的民族意識。1936年柏林奧運，希特拉希望藉此宣揚阿里安人的優越性，想必已沒有太多人還以為奧運會帶來和平。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亞運和奧運就成為了兩個中國人政權顯示自己正當性的地方。只要有人能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賽，就是中華民國屹立不到，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象徵。

業餘主義來自英國的貴族學校。顧拜旦對這些學校的體育教育推崇備至。業餘精神之重要，是因為參加競技運動應該只是為了身心健康、追求卓越。運動員不應該享有任何物質回報。承著西方世界向外擴張，業餘主義與奧林匹克運動一起擴張到全球。那個時候，不論是參加香港足球聯賽還是亞運會，枱面上都不能有獎金或者是薪酬。東歐在冷戰期間出現了由國家供養，全情投入訓練的運動員，被堅守業餘精神的人貶斥為「偽業餘主義」。

商業化和民族主義並存

隨著資本勢力愈來愈強，供運動員的物質誘因（如贊助費）愈來愈多，奧林匹克運動的業餘精神在七十年代終於失守。不但運動員可以通過運動賺錢，連奧運會也變成一盤生意。當商業化和職業化取代業餘精神時，民族主義並沒有因為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而失去影響力。在大型運動會未能取得好成績，就有如在全球或者全亞洲面前沒有面子。為了振國威，各國都希望自己的選手能穿金戴銀。眼見東歐訓練出來的運動員成績甚佳，大家開始明白如要在競技場上與他們競爭，政府不能再置身事外。動用國家機器和公帑來支援運動員變得理所當然。香港也跟了這一套做法，於是馬會出錢營運的銀禧體育中心後來變成了由公帑支持的香港體育學院。黃金寶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改變並非不可能

花這麼多篇幅去講兩個不同世代的亞運故事，為的是指出奧林匹克運動所承載的內涵是會改變的。換言之，現時主流論述有關精英運動以至是亞運的說法，我們並沒有必要照單全收。儘管促成改變的主要是國家機器和資本勢力這兩隻巨獸，但不代表作為一介草民的我們，除了為國族主義或者香港精神喝采和購買紀念品之外就沒有其它事情可做。婦女奧運會與工人奧運會的經驗就是例子。

儘管女性在第二屆現代奧運會開始有權參賽，但一直未能與男性平起平坐。不少項目都只有男子組沒有女子組。因此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婦女奧運會，與男性主導的奧運會打對台。同樣是二十年紀二十年代，在歐洲亦有工人奧運會挑戰奧運會的地位。業餘主義在實際上是排除了工人階級參加奧運會的可能性。同時，奧運會過分強調競爭，這無疑是在複製資本主義的法則，對工人階級團結極為不利。因此工人奧運會不但為工人階級提供交流的平台，更企圖減少賽事的競爭性。

另類想像空間

前人的經驗為我們提供了改變運動含義的可能性。不幸的是，我們社會的討論卻只是在複製既有的說法。政府在計算著亞運的旅遊收益，城市名片功能，徹底地擁抱大型運動會商業化的邏輯。反對申辦的一方不會說自己不關心運動，並強調自己希望政府加強支援精英運動員。說到底，特區旗能在頒獎禮上升起仍是至為重要。

黃金寶說得好，我們應以遠大視野推廣體育。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趁這次的討論，去質疑甚至是顛覆現時奧林匹克運動所承載的價值，並為未來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提供新的方向，藉此提倡較進步的價值。

針對當下的奧林匹克運動，我們要問的有：當金融海嘯再一次提醒我們資本獨大的危險時，藉申亞以打造城市名片還能接受嗎？究竟鼓勵精英運動員為了獎牌而不問世事，甚至為了挑戰極限而危害身體是否精英運動應走之路？

假如我們想要一打造一個更人性化的社會，亞運也可以是一個實踐空間。在未來的亞運會，是否能邀請甚至資助興建場館的工人觀看比賽，以尊重勞動價值？未來的亞運會，能否在頒獎禮上頒發獎牌予所有參賽者，讓前三名以外的運動員都能接受觀眾的祝賀，以實踐參與比爭勝更重要的價值？

所謂奧林匹克精神，有不同的演繹方法。但不同的說法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認為做運動的好處。既然如此，精英競技場並非唯一發揚奧林匹克精神的地方。落實最高工時和提供充足的免費托兒服務，才能讓基層工友與婦女有更多參與運動的時間。如果我們要如曾蔭權所說履行國際社會成員的義務，是否可以考慮為亞洲落後國家的國民提供運動器材甚至是技術指導，而不是純粹為各國的精英運動員搭建一個短暫的競技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