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0學運連線 20151028重點播報
岑敖暉、王瀚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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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近來看了齣很精彩的電影，叫《叛諜者》。
王：導演是史提芬史匹堡。我未看這齣。
岑：這齣電影給我最大的感受是，上半部份主角幫蘇聯間諜打官司時，很多美國人罵主角是賣國賊，不應該用公平審訊對待間諜。我們所相信的價值，其實要到很tense的情況下將能知道自己是否恪守的價值或制度；那時連法官也向主角潑冷水，說間諜不值得公平審判。我最欣賞主角是他在這麼人反對他時忠於自己相信的價值。很多我們現在覺得重要的歷史人物，在當時都受到人民的謾罵，但他們都堅持自己相信的信念。
王：一二年有場關於外傭的官司，當時的律師也被罵是賣港賊。
岑：我們香港人常說的核心價值，是否真會在任何時候都會捍衛？政府官員在傘運期間常叫我們遵守法治快點走或自首，但在昨天青馬大橋出事時，梁振英說機場癱瘓是因為港珠澳大橋未起好，未起好是因為受到司法覆核的影響，他不希望人拉布令到政府工程延遲。這說法很有問題，一方面你叫市民不要破壞法治，一方面又說不應用司法覆核作為手段，但司法覆核正正是法治精神下一個很重要的元素，用以保障我們的生活質素；當政府做了一些事去損害市民的生活或利益，市民絕對可以用司法覆核去看能否制衡政府。
王：梁振英的說話是很荒謬，但Lester問的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問自己是否言行一致。我十月頭看了一齣電影，關於史丹福實驗，那個實驗的結果是一些就算平日自覺是善良的人，當穿上制服、擁有權力時，未必能堅守自己平日相信的價值、失去自我。我們這刻無權無勢，去罵當權者很容易，但當我們擁有權力時是否仍然堅信自我呢？
岑：我們很容易受環境影響，所以我們會變成怎樣的人，最終depends on我們本身相信甚麼價值，以及是否有足夠反思，自己是否言行一致。
王：我有個朋友看了齣記錄片，主角年輕時去抗爭，後來有更多社會地位時，以他社會學的知識去幫政府打壓抗爭者，他變成了他當初反對的人。我那位朋友反省，很怕有天自己也會變成自己反對的人。我們在傘運常說「毋忘初衷」，其實每人都不要忘記今天選擇的東西。
岑：年少時參加學運，長大後走入建制，香港也有這種例子，例如梁美芬，她是羅永生那年代的莊員。
王：很感觸，上了兩年學生組織，也不時會反問自己到底都追求甚麼。
岑：現在政府對於抗爭者的思維和當年不同，以往政府是想吸納抗爭者，希望他們不要搞事，所以有些八、九十年代搞學運的人都進了港英政府做AO，現在政府絕對不想吸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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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學生會，一方面很易得到認同，但當你做的事得不到別人認同時，你是否頂得住壓力呢？現在的學生會和我那時都很不同，因為以前學生會不太得到注意，但現在不同了，所以現在上莊的同學是否能堅守自己的價值是很重要的事情。剛剛明報即時新聞報導了肯尼亞的馬拉松比賽中，有跑手在最後一公里才加入，雖然他堅稱自己有跑足全程，但錄影顯示他只在最後一公里才出現，甚他參賽者也沒有見過他，最後他被警察拘捕；在今天資訊發達的時代，招搖撞騙是不行的。另外，梁振英開了Facebook戶口，政府說為加強和市民溝通，鼓勵問責官員利用Facebook和市民溝通，但他的戶口是search不到也無法留言。葉劉的Facebook很易得到關注，因為她助手常常打錯嘢。政府官員用Facebook不出奇，但其實梁振英不知道Facebook是甚麼，這是很詫異的，那他們掌握的民情是有很大落差，從而做成施政失誤。奧巴馬執政時常利用Facebook做PR，特區政府的官員少用Facebook其實某程度反映為何他們的發言常常和民情有這麼大的落差。
王：如果是民選的首長必然需要利用Facebook和市民交流或讓市民知道政府發生著甚麼事，但獨裁者當然不想自己被洗版、被揭瘡疤。
岑：梁振英和其管治班子絕對是落後於民。連中共也越來越多用Facebook，習近平處理外交問題時也會用；政府官員利用社交平台多點了解民情未嘗不是方法，但若純粹利用這平台為自己塗脂抹粉，我們則以批判角度分析，不能盡信。社交媒體不僅是社運的工具，政府未來也會越來越多用，雖然它們的技巧有很多令人發笑的空間。另外，今天商台公佈了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任命的錄音。
【馮敬恩被無理趕離港大校委會會議】
王：當中聽到李國章對陳文敏政治立場及副校長遴選過程的質疑，這顯示馮敬恩沒有說謊。梁智鴻則說要報警，希望商台保護錄音者的身份。馮敬恩前幾天被校委會趕離會議，不讓他參與一些港大事宜的討論，這是很過份的。
岑：港大校委會不讓馮敬恩參與會議的原因是他之前違反保密協議，現在的問題是校委會未審先判，昨天會議其中一個agenda是討論馮敬恩違反保密協議，會上馮敬恩說自己需要多點時間尋找法律意見，而校委會是同意的，這顯示這議題其實未有最終結論，未有這結論時就禁止他參與校務會議其實是剝奪了一個民選代表參與會議的權利，這開了個很壞的先例。
王：這正正損害了法治精神、未審先判。Billy是港大學生的民選代表，校委會的未審先判是對所有港大學生的侮辱。這班校委明顯有政治任務在身，而本身質素也不適合處理港大事宜，而他們之所以被委任作校委，完全是因為梁振英。
岑：他們的態度很明顯是狐假虎威，恃著梁振英為他們撐腰就恃權傲物，不理別人如何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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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商台面對梁智鴻報警，究竟能否企硬，是很重要的議題，這令到我想起另一齣電影，講一個女記者寫報導揭露政府的敏感資訊，政府要她交出資訊來源，而女記者不願屈服，若她面對刑責就放棄保議線人的責任，就沒有人再願意做線人，結果她好像坐了五年監。究竟面對權力機關利用制度去迫你交出線人資料時，商台是否能保障新聞自由的原則？
王：我想起《第四公民》，關於斯諾登的。他揭露美國政府做了很多竊聽的工作，幫他的記者也承受很大的壓力，若記者供出斯諾登，可能他就無法來到香港，最後他能逃離美國的追捕是因為當地記者保護了他。香港的傳媒生態沒外國的自由或全面、多元，香港裡我們可以相信的傳媒其實不多，希望商台今次能保護傳媒的尊嚴。
岑：我之前看了一套電視劇，叫《The Newsroom》，說的是電視台做新聞及時事評議時的故事，主角為了知名度及迎合觀眾口味很和稀泥，但後來有個總監來做改革，提出三項我認為很重要的原則：are you using the best angle of argument to describe the thing，你看事情是看到最juicy的一面，還是報導政策對citizen影響最大的東西？另外，你報導新聞時，有沒有將事情放在歷史脈絡去看？我覺得這相當重要，很多事情都有其歷史脈絡。第三樣是你報導時是否對選民投票時是最informative、充足的資訊。這三個原則對照香港的傳媒界是頗唏噓的，很多媒體都用最吸引眼球、有趣的角度去報導而忽略這是否最好的角度。
王：我未必完全同意你的說法，大型傳媒的確少見這種大型的專題報導，尤其在電視一台獨大的情況下，很少這種大型報導或深入的時事節目。香港接下來也有選舉，有些網媒的區選專題報導做得不錯，會分析得票率的轉變，我從中更明白區議會的生態。
岑：我收回剛才所說的話，不應該一竹竿打一船人。我也記起很多記者是很努力做新聞，但無奈很多時傳媒的高層不同意這idea，覺得記者那樣報導沒hit rate、沒人看、政治不正確會被河蟹。全世界很多媒體的制肘其實都來自資金來源及操作模式；資金來源有商業面向及政治面向，不同媒體需要生存是靠廣告，要多人看，廣告商才願意投資，這令到很多有心的新聞工作者的發揮空間很少。
王：現在網上訊息流通太快，可能只有一、兩秒時間去吸引讀者的注意。
岑：李國章和政府走得這樣近，不知他是扮不知道還是真的無知，其實香港的文匯報不是給香港人看，它有兩個作用，一是給大陸人看，讓他們有了解香港的渠道，這也是為何傘運時那麼多大陸人群起而攻我們，因為大陸媒體大力地負面宣傳傘運；二是向香港人傳達訊息，作為共產黨的喉舌。
王：但建制派議員派很多免費的文匯、大公。
岑：但真的沒太多人regular看。
王：李國章這樣說是希望淡化文匯、大公那幾百篇批評陳文敏的文章。文匯、大公作為共產黨的喉舌，它的批評是希望給陳文敏政治壓力，對港大校委絕對有影響。
岑：校委會成立遴選小組，遴選小組推薦陳文敏作副校長，繼而文匯、大公不斷攻撃陳文敏。
王：最奇怪是當初完全沒人知道誰是候選人，是文匯、大公首先公佈。
岑：是的，繼而它們影響整個搏奕的佈局，開始有不同的人走出來質疑陳文敏，然後有越多越多的動作，包括委任李國章入校委會甚至之後的等埋首副，最後否決陳文敏的任命，緣起其實都是文匯、大公引述共產黨的指令才引起連鎖反應。雖然文匯、大公沒人看，但文匯、大公可以指著那班校委做嘢、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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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我們常說李國章這麼衰，他之前做教統局主席及中大校長時做過很多過份的事情，包括因為教院校長不肯對李國章言聽計從而迫走教院校長。政府透過干預校董會令到人事任命這問題出現其實不止是今天的事情，而兩件事中李國章都有出現。李國章除了是大話精，他在教育議題上做的事情絕對配得上教育沙皇這稱號。前幾天有消息，梁振英將委任李國章接任港大校委會主席，大家可以想像到，這麼一個人成為港大校委會主席，港大校委會及港大的前途必然比現時更黑暗、恐怖、議事質素必然比現在更低，而整個香港將跟隨港大沉淪，大家絕對不能坐視不理。港大學生會現在發起公投，希望未投票的港大同學快點投票，也希望大家關注這事件。
【扶貧委員會訂立貧窮線】
岑：最後我們說說民生議題。早前林鄭月娥的扶貧委員會訂立了貧窮線，之前政府一直不肯訂立貧窮線，但世界很多國家都有訂立貧窮線，例如美國訂立貧窮線是計算一個人花在食物上的金錢，不同國家有不同標準。特區政府訂立的貧窮線相當之令人失望，因為一人住戶是近四千元，如果這個人輪不到公屋，可能要三日才吃到一餐或每餐只吃一塊方包，或要瞓街，而現在建制派及有些民主派都提倡打撃露宿者。之前周永康應該有和大家分享一個例子，他去外國交流香港的狀況時引用一個外國媒體對香港的形容，比喻人家的屋可能是半個籃球場般大，但很多香港人的屋只是籃球場下的鎖匙圏，只放得下一張床。
王：曾俊華還說多了香港人喝威士忌，證明香港人的生活質素高了，這是十分荒謬的說法，很反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政府看待貧窮的看法是很過份。上星期我去了中大一個記招，走時有個東方記者捉住我訪問，問香港人的生活質素低了，因為買不起樓，問我畢業後買不買得起樓。我相信任何大學的大學生，除了少數，畢業後都是買不起樓。我也說了這是梁振英的管治問題，當然這句被審查了。
岑：這貧窮線的標準並不清楚，而即使這線訂得這麼低，都依然是每三名長者就有一名活在貧窮線下，而林鄭居然還說這不反映真實、誇大了長者貧窮的狀況。我相信她這樣說是沒有掌握到香港的真實狀況，看看香港人連買餸都要計住就知道她只有忽略而沒有誇大香港的貧窮狀況，第二，她這樣說相信是為年底的全民退保諮詢打底。政府明言不支持全民退保，而林鄭這個扶貧委員會想將全民退保改名為「不論貧富退休保障」。這名字好像沒問題，但這名字其實有標籤的成份，希望做到一個形象是全民退保是向有錢人派錢或亂派錢，令到公眾反對。
王：周永新也批評了她。周永新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但他的研究報告被政府拒絕了，周永新的報告已經被民間團體批評為保守，但這麼一個教授也批評政府將全民退保改名，可見政府的計劃是無法照顧到長者的需要。周永新的批評是政府放棄沿用多時的全民退保字眼是為誤導公眾，將計劃扭曲成全民派錢，及忽略了資產審查會令很多有需要的長者無法合資格，因為很多公公婆婆是不識字、不懂填表的，程序會令很多有需要的長者卻歩，這對長者很不公平。全民退保的原意是一種權利，當長者為香港貢獻了這麼多，為何連這最後一點的保障及權利都要被剝奪？
岑：但亦有人質疑為何要給錢那些很有公錢的長者，例如李嘉誠。
王：這正正是政府很喜歡用的邏輯，但將心比己，若你是李嘉誠，你會否去拿那幾千元的全民退保？不會的。我們是否在不希望有錢的長者受惠時，要其他有需要的長者一同受苦呢？以自由主義的角度看，這保障是一項人權，不應以功利的角度看待。政府連自己委任作研究的教授都反對時，它的計劃其實是很局限，也違背了梁振英上任時的情況；他上任時常常落區，包裝到自己很為低下階層著想，但他現在所做的是站在低下階層的對立面。
另外，標準工時也變成合約工時，等於將標準工時廢了。而且標準工時也要資產審查，這是將貧苦大眾放在對立面，為何我賺多少少錢我就（沒有標準工時），做到隻積咁呢？這是否合理？很多中產、專業人士一樣無法承受現時的工作時數或工作量，標準工時需要資產審查對他們是否公平？
更過份的是梁振英拖延取消強積金對沖計劃，這連工聯會也反對。這只沒理由不取消的計劃，這計劃完全是為僱主著想，梁振英競選時說要取消對沖，但到今時今日都還未取消。我覺得政府是刻意不去理解香港人的生活狀況、刻意站在貧苦階層的對立面、刻意為商家抬驕，令所有有利民生的政策無法實行。
岑：我覺得全民退保一個很主要的爭拗位是是否需要資產審查，這是所有福利制度都存在的問題。我個人反對設立資產審查。我看過一篇文章《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描述十九世紀英國貧窮階層的狀況，當時英國政府標籤他們，要窮的人住在一起，沒權力找自己想住的居所，這製造很多社會撕裂，很多人不願承認自己窮，怕被標籤。但今天的香港的情況是，貧窮很多時不僅是因為你懶，而是很多社會的制度、結構，尤其是經濟結構，令到你一出世就可能失去成為有錢人的機會，或你要經過很多的巧合、幸運、或非常龐大的個人努力，才能擺脫貧窮。究竟資產審查真有助解決貧窮問題，還是會令到有些人不夠膽拿這保障、增加標籤或對立的問題？希望下星期還有時間再和大家討論。
註：即聽即打，非筆錄。詳細內容請收聽節目。非fans。沒故意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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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學運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