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院風波，其實揭露了香港一個公開的秘密：只要政府覺得有需要控制香港的大學，是易如反掌的事，要抵制它，幾乎是不可能的。陸鴻基與莫禮時負隅頑抗，李國章醜聞滿身，傳媒鬧過了，調查做過了，好像也是不了了之。
為甚麼有人可以向大學校長喊「I will remember this. You will pay!」？甚至，可以出言恐嚇「蹂躪」院校？李局長的性格或人格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他背後撐腰的，是香港大專教育的「國營企業」系體。香港八家大學經費，絕大部份由政府資助，大學不敢得罪政府。事實上，在樹仁升格成大學前，香港沒有任何私立大學，相較歐美，或是香港鄰近地區（中國大陸除外），這個自詡「自由市場」的香港的大學，竟然如此「國營化」，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不過，這個「國營」大學體制，不是北京政府的傑作，而是大英帝國在香港經營出來的制度，今天的特區政府，樂於承襲了這項殖民地的文化遺產。成立於上世紀初的香港大學，固然是為了培育殖民精英，至於戰後六十年代成立的中文大學，則是是為了吸納日漸興起的幾間華人書院。同時，政府也陸續吸納浸會及嶺南，更官辦理工、城大、科大，後來，又把各師範學院合併成教育學院。
殖民地時代，港督是所有大學的「Chancellor」，而校長也不過是「副手」（vice-Chancellor）。直到今天，只有八百名選民的特首，有權任命八家大學的校董會裡大部份的董事，單單是行政會議的成員裡，便有四位是八家大學的校董或校監，而大學的董事局，又是遴選校長的機構。至於大學撥款委員會主席，亦是由政府委任，新上任的主席，便是行政會議成員史美倫。大專院校的學生數目、招聘教職員、學科發展等等，無不受到政府以及大學撥款委員會細緻及煩瑣的干預與籌劃，大學自主，只在紙上。
當年，殖民者為何花這麼大的力氣，打造一個龐大及自上而下的大專教育系統，這留待歷史學家去研究，不過，政治效果是明顯，就是必要時可以作出控制。然而，我們平日好像又感受不到政府對學術自由的控制，原因大概有兩個，一，當權者並不是時時刻刻也有興趣管，反正學院中聽話或者親政府的學者多的是；二，控制手段有時實在太隱秘，不容易察覺。
所以，我們要「感謝」幾個人，第一個要「感謝」的，是多年前董建華的助手路祥安，不是他，沒有鍾庭耀的民調事件，令我們驚覺，政府的魔抓可以伸向一個學者的研究。第二個要「感謝」的，是李國章，因為他的出位，他對合併院校的「熱情」，令政府與大學的權力關係，可以暴露在市民眼前。第三個要「感謝」的，是羅范椒芬，因為她告訴我們，政府有時連個別教員的言論及升遷也那麼有興趣。這一切，也讓人看到，香港雖然脫離殖民地，進入二十一世紀，但是，殖民政府對大學的控制及權力關係，並沒有消失。
在一個不脫殖民色彩的特區政府治下，在大學的殖民式制度裡，特別容易滋長殖民心態及政策。政府固然可以控制大學，大學高層也可以自上而下控制大學，許多英國人在殖民地最後二十多年裡不敢或不願做的事，今天，特區政府或大學當局可以變本加厲。回歸以來，政府隨心所欲大幅刪減大專院校的經費，推行各種評核，要求院校按著政府的分工而發展；近年，各院校高層不理會前線教師以及學生的需要，以「國際化」之名推行「英語化」；今年初，中大校方干預學生刊物，彷彿把我們帶回上一個世紀初的香港。
自七十年代以來，香港有本土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運動裡雖有大學知識青年，但運動卻沒有衝擊到大學體制，不像歐美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直接改革大學的性格。香港的大學缺乏本土運動洗禮，沒有經歷發自香港經驗的反省及批判，奢談「國際化」也只是鸚鵡學舌。簡言之，香港的大學建築不管如何新穎，大學體制仍然停留在陳腐的殖民氛圍。
大學教育改革，是香港人追求自主、自由的本土運動未完成的任務之一。
編按：獨立媒體﹝香港﹞及香港獨立媒體網聯合出版〈捍衛自由，寸步不讓〉特刊，綜合各個與自由及自主相關的議題，於七一遊行期間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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