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佔中手語新聞啟動
我希望我是「譯者」 而不僅是「傳譯員」
情形就像「舞蹈員」和「舞者」的分別一樣。我們除了處理語言轉換的技術操作外，還好像加了一點點靈魂，是能反思自己穿梭於兩個文化中的優勢與限制，也是願意觀照傳譯工作帶來的美好和灰沉的人。
手語譯者，不是什麼尋常的職業。我們幾乎從沒在公共空間站出來，說過什麼話。有時，我們在電視右下角的圓框內孤獨地雙手在空中揮舞，有時，我們在某些聾人政策論壇，會議上出現，默默工作，默默離去。對於我的工作的種種，或許是出於一種自傲（嘿，怎能三言兩語就解釋清楚呢？），我一直三緘其口。但其實，要讓人明白你的思考，除非你願意主動去說，別人是沒有這個責任的。
在這「公民抗命」這事兒上，正正是好例子。我曾問自己，究竟我是「因為有聾人朋友前往抗命，所以我才去」，還是相反的「我去抗命，又碰巧有聾人朋友一起去，那就順便義務翻個譯吧」。哪一個才是？我反覆檢視自己之後，認為是後者，所以，在整件事上，我仍會自稱為「抗命者」第一，「譯者」才是第二。但事情往後發展，跟其他一起抗命的譯者碰撞想法後，發現每個人想的都有點不一樣，事情就變得不那麼簡單了。甚而，「抗命」與「傳譯」，在原則上根本是南轅北轍的東西。你怎樣帶強烈的正義感與是非感，去進行看上去很需要「中立」、「客觀」的譯者工作呢？
渡過了佔領的第一周，我已大大感到，一邊抗命一邊傳譯，就好像同時在空中拋幾個小皮球。而從混沌中，總能看出美麗來。
聾人朋友遇上催淚彈
9月28日，「佔中啟動」的消息傳出，戴耀廷力竭聲嘶的聲音被電視播放多次，都還沒累。
那天下午，我本是獨個兒跑到金鐘去的。看滿山滿海的人群，我心中很自然的對平常相熟的聾人朋友記掛起來。我取出電話，向聾人朋友發了視像信息：「請大家來。」我用手語說。這一道邀請，究竟是出於正義感，覺得有責任呼朋喚友，還是單單出於孤獨，我已無從判斷。但回想起，這個信息大概是關鍵的，因看到那個信息，有兩位聾人朋友回應了，一小時內，她倆就出現在我跟前，然後慢慢地，其他聾人朋友也逐一出現了，也有同是當譯者的朋友一起來。最後，那個傍晚，我們一行十多人浩浩蕩蕩一起抗命，有多少是因為我那「呼喚」，我也不知道了。
在具體的操作上，我是這樣去傳譯的：人們喊口號，我就先作忠實的即時傳譯，用手語跟身旁的聾人朋友表達出來，故此他們會知道身邊一大堆神色激動的人群在叫喊什麼，照顧好聾人朋友這一邊後，我自己轉頭也加入激動的喊一段。直至換了別的口號，我又忠實傳譯，然後又激動喊叫，如是往來。要是有什麼信息發布了，聾人朋友自然也緊張的問：那人嘴巴在動，是在說什麼？是這樣運作的。
那天抗命，我們作為譯者，所帶來的微小貢獻，就是用手語傳達「有人在喊叫，要傘子」、「黃色的帳篷是急救站」、「叫口號了，大家齊喊我要公民提名」，除此以外，手語譯者和聾人就像朋友，安安份份地在路中央參與，彼此揮同樣的熱汗，需要輕鬆一刻時，也會互道一個笑話。
第一顆催淚彈發放時，我們剛好就在附近，除了沒命地往外跑，其實也沒什麼好說，沒有什麼感受可言的。我記得，我在人群中慌亂地跟聾人朋友說：「拜託，別再拍照，要逃啦！」事後，聽到別的抗命者惱火批評，我才恍然大悟：啊對，那種鎮壓真是有點卑鄙，可是對毫無抗爭經驗的我來說，你用催淚彈還是橡膠子彈，我都是這樣往外跑避的，至於其「可恥」的程度，我已不懂分辨了。
可是經過這樣一爆之後，大家都有點慌張。這一刻，「走或留」？我為難地想。我向聾人朋友（大家逃命時走散了，之後又才逐個找回）直接說，另一端在家中的母親，憂心如焚，且，這才是第一天的抗命，實在不知這事兒還要做多久，「留力」，我心中是想回家的。
這樣理直氣壯地想之餘，心中卻無由地、為我所「離棄」了的聾人朋友，大大的內疚，一整晚盤繞我心，都無法解釋得自己明白。
這種「譯者的重責」和「朋友的鬆爽」之間的模糊分野，就是在這一刻突顯出來的。
狠心跟聾人朋友道別，坐上回家的巴士，但還在跟仍留守的譯者朋友傳信息，她近乎吶喊的語氣躍現熒幕：「聾人不走，我是不會走的！」我看到了，巴不得下車飛回大家身邊去。
過了一刻，什麼東西又進佔了我腦袋，我想到的是，咦，隨「手語譯者必須留在聾人身旁」這個想法漸大，「那麼抗命呢？」這個目的好像要努力地揮動，要來佔一位置。我強裝冷靜地回了譯者朋友一道短短的信息：「也要支持學生哦」。
結果，那位譯者朋友，就這麼一直留守在聾人朋友旁，直至清晨。
譯者自助群組
這樣嚕哩八囌的描劃了那麼多，重點只是：朋友有其要管的事，專業譯者有其要管的事，抗命的普通市民，也有其幹的事，何時要幹什麼，不幹什麼，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說得個清楚。主要是，當需要如實傳譯時，別給激烈的情緒蓋過，危險真正發生時，別裝中立，必須意提醒身邊人，感到自己付出過了限時，別給專業譯者的重責絆，要讓自己全身而退。譯者就是在這樣多重責任下工作的。
出來抗命的聾人朋友漸增，我開始留意到一件小事──聾人朋友，不是像一般人，隨意在抗爭地點找個空間，就坐下來的，他們開始傾向往「有手語譯者存在的地點」聚集。今天下午，我本一個人跑到旺角佔領區，坐了一會後，有一張熟悉的臉孔跟我打招呼，然後不知不覺地，竟多了七八位聾人朋友圍在我身旁，看我翻譯大台講者的話。在WhatsApp群組，原來大家都在問：「有傳譯員嗎？」、「你在哪裏？」如此的問題，此起彼落。我自己雖是譯者，但從不敢貿然說「有聾人朋友，就需要手語譯者，一分鐘也不能少」這種傲氣的話。抗命，至少我本來就是這樣以為的：就是一群信念相同的人，為正義的理由，在馬路中心一聲不響地坐下來。但捱過了催淚彈，有人不斷的在咪高峰喊話，大量信息從不休止地通過聲音發送，使我也漸漸也確定了「嗯，譯者在這次抗命中還是頗重要的」這個想法。
催淚彈發過後，社會大大地受了驚嚇。懷擔憂，我在WhatsApp開了一個群組，名為「傳譯員抗爭協調隊」，成員全是手語譯者。我在開首第一道信息，是告訴隊員，這兩難的、矛盾的目標：「我們要1）盡量確保抗爭的聾人有足夠的譯者支援，2）保護譯者，別讓譯者背負壓力。」聾人朋友，一直在傳統中被定義為「弱勢社群」的一員，平常得到社會注目的機會不多。我的擔憂，正正是譯者把血肉之軀押上這抗命的道路，與聾人朋友共同進退的同時，忘掉了自身。在譯者之間，縱然大家都沒宣之於口，但在言談間，似乎都感到強烈的能量：「這抗命需要手語譯者，這是絕絕對對不能鬆懈的！」佔領似乎才剛剛開始，一直得守下去。聾人朋友有的早上來，有的下了班來，更有些通宵留守，譯者得24小時準備服務，那可真是沉重的負擔，可不是隨隨便便地一腔熱血，仆心仆命能成就的事。成立群組，在那麼一個虛擬的空間中，有了「譯者」的存在，譯者們有機會檢視自身，協商留守時間和地點：「我今晚去旺角，可通宵」「那我去金鐘了，午夜前得回家，有人來接力嗎？」「銅鑼灣這邊有3個聾人，有譯者在附近麼？」。這種簡短而有效對話，很自然就在WhatsApp發生。大家都慢慢能放心地有進有退，各安其位，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付出。
說白了，是我看到自己的能力有限，能貢獻的也有限。從昨天到現在，在金鐘、旺角，抗命的聾人朋友都在找手語譯者，我心中的那股一觸即發的聲音：「老天我也怕被打啊」、「我有時也想回家啊」、「我必須走了，那怎辦」之類的混合感受，稍稍把我淹沒了，我只是在努力地找一個通往光明的缺口而已。
作者簡介﹕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本科畢業，主修現代語言及文化，因於同系的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開始認識手語和聾人的生活狀。2011年，前赴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進修「聾人研究」碩士，著有《我的聾人朋友》一書，譯作《聾童如何學習》（牛津出版社）。現時是自由身手語譯者，努力參與香港聾人平權事務，積極學習如何當一個稱職的「同行者」。
（二之一）
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