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以和理非和勇武劃分不同類型和取向的抗爭者，這種劃分將和理非定為理性的擁抱者，但同時卻在有意無意之間將非理性的標籤放在勇武身上。但我必須說，勇武絕對可以是理性的。
首先必須指出，理性一詞的意義是含混的，我們必須具體解釋及定義其涵意才能釐清討論脈絡。在此我願意借用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提出的兩種理性概念以幫助分析：一種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一種是價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
工具理性主要是運用理性判斷究竟用什麼工具或方法能最有效地達到目的，而不論該目的是否合理。舉例而言，企業運用理性計算如何能達到利潤最大化、人運用理性計算如何能最便宜地到達外地等，均是要採用最有效的手段以達到目的，這就是工具理性。由此可見，工具理性的特徵是當我們選定一個目的後，便要採取最有效率的方法去達成這個目的。
至於價值理性則是要實現道德、宗教或美等價值，而當人運用理想判定這些價值是值得人去努力追求的話，便應抱持必要達成的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去完成；至於實踐的方法或手段則是次要的。工具理性著重效益的最大化，關注點是用什麼方法最能收穫最大的效益；價值理性著重價值的追求，關注點是真善美等價值的彰顯。
和理非所擁抱和追求的正是價值理性的彰顯。香港老一輩這樣崇尚非暴力抗爭，與八九民運堅持非暴力路線的感召有關。民運學生領袖們一直堅持以非暴力方式進行抗爭，而劉曉波即使在戒嚴部隊展開瘋狂屠殺時仍在廣場勸說北京市民放下武器，拒絕走上暴力抵抗之路；八九民運正充分體現韋伯定義下的價值理性。老一輩香港人受八九民運洗禮，擁抱非暴力抗爭路線是可以理解的。
但這是否代表勇武就是非理性？那又不是。首先，勇武派同樣是在追求價值理性。他們所追求的是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樣對真善美的執著正彰價值理性。勇武派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走上前線，去守護這些價值；這種「抱持必要達成的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去完成」的精神不正是價值理性的最高體現嗎？
勇武派甚至亦運用了工具理性去思考抗爭之路。他們選擇勇武是因為和平抗爭已不能使政府讓步，因此才以勇武抗爭的手段爭取最大效益。若沒有6.12的勇武抗爭，逃犯條例怎可能會突然暫緩？若沒有7.1的衝擊立法會行動，又怎能長時間癱瘓立法會的運作（當然勇武抗爭並非唯一原因）？抗爭者正正是看到勇武手段能帶來政治效果，才繼續堅持這種抗爭手段。與此同時，勇武派其實一直調整他們的抗爭手法和策略，以在向政府和警隊施壓的同時，爭取社會大眾的接受和支持。以上種種難度不是工具理性的考量嗎？
我們必須緊記，勇武同樣可以是理性的。若將和平抗爭等同理性、將勇武抗爭歸類為非理性，這在某程度上其實已是在矮化勇武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