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條例加入保障同志同居者的條文，上星期六（十日）保守派組織在立法會上演一場大騷。聲稱保衛家庭制度的衛士傾巢而出，喧聲震天，人多勢眾。陣容之鼎盛，氣氛之熱烈，為一項原來不為大眾注視的議事項目，帶來一個頗為戲劇性的高潮。
為著家庭暴力條例加入保障同志同居者的條文，近日興起一番爭議。上星期六（十日）保守派組織在立法會上演一場大騷。聲稱保衛家庭制度的衛士傾巢而出，喧聲震天，人多勢眾。陣容之鼎盛，氣氛之熱烈，為一項原來不為大眾注視的議事項目，帶來一個頗為戲劇性的高潮。
筆者去年因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寫就《文化戰爭與道德聖戰》一文，警示香港出現了從美國進口的美式「文化戰爭」，以及香港版的「宗教右派」的冒升。如果當時對筆者這番論調還是半信半疑者，今日當知所言非虛，並非過慮。因為這股「宗教右派」的勢力，已經隨新一屆立法會全面運作而日漸浮出地表。
將「性」政治化「宗教右派」無風三尺浪
美國的所謂「文化戰爭」，深植於戰後國內悠久的意識形態對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相互抗詰，互有攻守，其來有自。而近二十年來列根和大小布殊的共和黨右派陣營，依靠「宗教右派」的支持，相互勾搭，節節領先。「文化戰爭」抗持日久的結果，就是毫無限制地將其他大部分問題「非政治化」的同時，特別將性問題「政治化」。
性問題無限政治化的意思，包括將牀笫之事政治化、愛情關係政治化、慾望政治化。在六、七十年代反叛文化高潮的年代，這些私密領域和私生活問題的政治化，意味人們對日常生活中的權力關係日趨自覺，相關的進步社會運動，不斷開拓更自主的生活空間。但在保守主義反客為主的年代，對這些性或與性相關問題的政治化，卻往往意味著道德權力的肆意擴張，試圖重組深陷困境，日益失去合法性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對性、對身體、對私密感情世界的調控，成為新的政治爭持的核心。
香港這幾年來急劇冒升的「宗教右派」現象，也是一種有意識、有計劃地展現為一種對性和性問題不成比例的干預和政治化的結果。保守主義者和親建制力量，試圖借取美國「宗教右派」的經驗，重新鞏固香港回歸後一度鬆散的政治和文化秩序。所以，一系列性問題突然在2003七一大遊行之後相繼爆發，實在並非偶然現象。但由於這種「宗教右派」政治的外借和異邦(alien)性質，港版「宗教右派」對有關問題的炒作和介入，每每給社會一個無事生非的印象。
家暴條例無限上綱淘空對人權原則
去年的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是典型的無風三尺浪，把學生哥的遊戲文章炒作成性道德和性觀念的危機。而今次「家暴法」的風波，又是另一宗典型的借題發揮個案，把一個在去年還是獲得廣泛社會共識，為著保障暴力受害人的法例微調，給無限上綱為一個一夫一妻家庭制度危在旦夕的大決戰。
香港宗教右派今次如此得意忘形地，開展他們自視為捍衛家庭制度的「聖戰」，並非香港真的出現了來勢洶洶的「同性婚姻」立法。相反地，爭端的起因更多地，是與過去數年他們刻意培育的數隻棋子，羽翼漸豐，在新一屆立法會要爭取出頭立功有關。
而為了這些頭頂信仰使命光環的新型政治人物進入權力建制，基督教教會圈子，在過去數年做了大量工夫，重新詮釋教義和社會實踐傳統：從過去對政治冷淡，轉為對政治、權力，及進入建制更為熱衷和積極；又把長期以來基督教主張宗教遠離政治，或以宗教批判政治的原則，扭轉為宗教要依靠政治，宗教理想透過政治實現的新取向。而在政治價值的選擇上，基督教的主流教會，也從過去事事以人權原則為先，靠近民主和直選訴求，轉為以性問題的政治化為骨幹，日漸淘空對人權原則的守持，什至論說宗教信條要凌駕人權之上。
這些轉變，在近日「宗教右派」大量粗濫地動員對法例一知半解的平信徒，撒豆成兵地到立法會參加聽證可以明白看見。這種訴諸恐懼而非冷靜政策分析的政治動員，絕非是教會內成熟正常，長期關心廣泛政治議題，深思熟慮之後得出的結果。
例如帶領這班平信徒去作公開見證的教會領袖，如龍頭大教會恩福堂的蘇穎智，本身就沒有做好功課，牛頭不搭馬咀地把家暴法修改，扯到愛滋病增加、大學生畢業後當「性奴」，成為「養鴨一族」等毫不相干的問題上。謂之語無倫次，亦不為過。至於門諾會的蔡永球，把「爸爸是女人」反複講述，以掩飾自己探討「家暴法」本身的無知與力有不逮，就更成為城中笑柄。他們所反複表述的，與其是具有宗教或公共意義的討論和意見，不如說只是表達了一種恐慌、焦慮和狂躁。這種恐慌、焦慮和狂躁，缺乏了能說服和打動他人的感染力，原因是這種為臨時政治需要，而強行鼓動出來的「恐同情緒」，根本就是張冠李戴，牽強從外洋移植的結果。
平情而論，否定家庭危機的存在是不符現實的。「家暴法」的修訂正是針對日益危險的家庭現狀。家庭制度危機的受害經驗或憂慮，亦正是被動員出來作見證的那些平信徒們要表達的情緒。可是，家庭危機的萬惡根源就是同性戀或同志嗎？為什麼性生活竟被扭曲為家庭生活、家庭關係至關重要的內涵？為什麼性傾向被視為性犯罪的代名詞？更重要的是，為什麼一群（失敗的家庭關係）受害者的情緒創傷，要以「家庭」的名義，剝奪另一群受害者應有的保障和權利來獲得補償？
這種主題的錯置，相互加害的局面，不正好就是性問題給「宗教右派」無節制地加以政治化的後果嗎？
不過，更可怕的是，在這場強行移植過來，高分頁的文化戰爭中，香港基督教右派展現了一種以抬高律法，超越於靈性的思考邏輯，那就是為了要完成打擊同性戀這項政治任務，為了防止要向社會發出所謂不良的「鼓勵同性戀」訊息，他們會寧可法律繼續容許同志暴露於暴力之下，以便暴力為這群基督徒的信仰，繼續行使阻嚇同性戀行為的目的。這種邏輯就等同於有人主張，為了不鼓勵吸煙，政府醫院應拒救因吸煙而患癌症的病人，或者為了不向社會發出錯誤訊息，不鼓勵未婚懷孕，未婚懷孕者不應獲產假這等荒謬主張一樣。
羅素：教會挑狹隘準則貼道德標簽
無論你是否視之為婚姻，同志同居就是一種親密關係，其親密與異性同居無異。從正統婚姻制度的角度，同性或異性的同居皆為越軌，對所謂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做成潛在破壞。目前的「家暴法」包容了異性同居者，卻未見宗教右派有半點異議。他們又豈能不自問，是否也犯有縱容破壞家庭制度之法律的過失？是否應該爭取修訂，取締異性同居者也有的保障？
筆者從小在基督教學校長大，風沾雨露，但每次在信仰關前俳徊，總想起讀過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那篇《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的文章。在文章中，羅素特別指出，「被教會組織起來的基督教，曾經是而且仍然是世界道德進步的主要敵人」。「教會的所作所為，大部分都是為了反對世界上消滅（不必要的）痛苦的種種進步和改良，因為它挑出一套與人類幸福無關的狹隘準則，給它們貼上了道德的標簽」。
在香港生活這幾十年，其實我從身邊充滿仁愛寬容的基督徒身上，都找不到支持羅素的有力證據，因為他們都在積極從事人權、正義事業的推展。可是，直至最近這些「宗教右派」的冒升，我不得不找來羅素文章重讀，發覺大哲學家果然一語中的。佩服！
明報 2009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