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中大校長沈祖堯說，大學生是應該浪漫的。罷課今日踏入第五天，除以大專生、中學生為主外，當然也有各階層響應聲援。添馬公園草地上，一幅幅書寫大字訴求的布帛散落在公園的攤檔間或播放著音樂，學生、市民或坐或站，或許在細節上各有分歧、背景亦不盡相同，但他們卻在同一個地方，凝視、傾聽主台上的講者，追求同一個夢想，這何嘗不是一種浪漫、慷慨。罷課第三晚的晚上，筆者遇上曾為紅衛兵的老先生、身為全級唯一罷課學生的梁同學、已移民美國仍選擇回港的溫小姐，與任教大專院校的葉先生。
曾當紅衛兵 陳先生：小學生罷課也支持
陳先生已經退休今年六十六歲，1972年來到香港，親身見證過上世紀六十年代，那個大多中國人均陷入苦難與迷亂的文革年代。「我以前當過紅衛兵啊……為什麼下來香港？我經歷過那些制度、那種社會，就是覺得（中共）不妥才跑下來！」陳先生壓低聲音，說自己就是親眼見過中國共產黨的暴政，才申請移居香港，雖然七十年代的港英政府仍不太開放，但自港督麥理浩上場後，大推福利政策、改善社會民生，使陳先生深感仍有民主的香港與內地殊為不同。
「罷課是學生的權利，對學生來說，除了罷課還有什麼力量？就算小學生罷課我也支持。」陳先生認同罷課理念，盡量以後每日來，慨嘆家人不關心政治 :「我的兒子工作忙，日日加班，為了份工，連報紙也沒時間看。我周圍的年輕人很多都不關心（政治），工作壓力太大。」
他認為自己退休後，有更多時間了解政治與民主，覺得建制派是牆頭草，比一般左派更壞，更深信梁振英實際是地下黨員。陳先生會在十月一日赴宴，問及會否怕被捕，他嗤之以鼻 :「我幾十歲人，有什麼好怕？」
罷課一週中學生：「掙扎，不是沒有的」
於觀塘區就讀的中四生梁澤謙，則是全級唯一全日罷課一星期的學生。他每天十點便到場集會，他於開學初已計劃罷課，掙扎兩星期後向家人提出想法，家人並無異議，學校亦未加以太大阻撓，只要交家長信便可。梁同學這星期本有一個需要計考試分的測驗，但為了爭取公正的普選，他放棄了 :「如果不來，就好似十分不關心政治。」
「罷課有它的作用，因為每次政府想落實一些我們不想要的政策，我們都是用反抗的運動來推翻它。」問及會否十一赴宴，梁同學指佔中的風險較大，仍在考慮會否「去飲」，也未曾跟父母談及佔中，他憂心佔中或會變成六四翻版，或至少出現暴力情況。
回流港人：「我是中國人，但我不是共產黨的人民。」
「（去佔中）比人拉？我叫了人擔保我了。」溫小姐輕描淡寫，40歲的她在中環上班，任職貿易，在罷課第三晚到場支持，打算明後天繼續支持罷課，並會參與十一佔中。她的家人已移民到美國，老闆又在外國，並無受到政治壓力，她指即使被拘捕，也沒有負擔。
「我是移民後回來的，放棄了（在外國居住）。」溫小姐在2005年決定從美國回流香港，縱使家人挽留，她仍只說 :「你離不開這裡（香港）。」由於接濟內地親戚，她的十八歲生日充在天安門廣場度過，使她對中國感觸甚深 :「我是中國人，但我不是共產黨的人民。」
「我被人拉也沒所謂，難道拉你嗎？」溫小姐如此反問筆者，笑說 :「很多事……你們（年輕人）很多事都未享受過，我們不一樣。」但她相信佔中不會演變成六四翻版，因為香港仍有法治 :「如果真的變成那樣，香港再也不能住下去了。」
大專教師：「我一直很抑鬱」
葉先生挨著燈柱，席地而坐，面前舒展著一塊書寫抗爭訴求的大布，現年56歲的他在一所大專院校任教英文。他在第三晚才第一次到場集會 :「其實我無想過要絕對支持罷課，只是想表達不滿。自人大落閘之後，一直沒有平台讓大眾發聲……我一直很抑鬱，如果不出來，就很抑鬱。」葉先生指，唯有到場集會，內心才稍感舒暢。
他自言不太清楚學生的政治立場，與家人也少有討論政治，認為最重要的不止是爭取真普選，而是「分清是非黑白」。
葉先生不問成果，即使罷課或佔中未必能即時為香港帶來真普選，但只要行有餘力，便要行動 :「如果我不去佔中，我會終生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