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香港的本土派政團「另起爐灶」，在尖沙咀舉辦六四晚會，明言不認同支聯會晚會的路線和質疑其目的，有數千人出席。2015年的六四，退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在校內自行舉辦六四晚會，亦表明不認同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到去年，不少大學生組織和倡議本土主義的政團，仍然多番非議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和「建設民主中國」等口號，甚至因有學生報刊文章以侮辱性言辭形容支聯會，引來社會反彈。至今年，對應否紀念六四，以至應否「建設民主中國」等，氣氛相當冷淡。
對我來說，紀念六四不單是捍衛當下民主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發掘、肯定香港民主運動共同記憶的重要過程。民主和人權、法治密不可分，保障和行使公民及政治權利尤其重要。紀念六四，觸動中共的政治神經，往往被視為衝擊官方禁忌。故此，香港政府也不時借意收緊、壓縮紀念六四的活動，出版業界在六四議題上也愈來愈自我審查（例如減少報導篇幅和避而不談等）。可見在香港悼念「六四」，正好是一把尺去量度香港人能否完滿實踐和體現其公民權利。如果紀念六四的氣氛持續冷淡下去，或視「六四」為非我族類的一件慘劇，只是駝鳥地無視香港本土公民政治權利的問題，甚至構成「選擇性維權」，推論到最後，可能與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相背。
例如，對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卻不認同「建設民主中國」的人來說，是因爲中國與她/他無尤，還是因為中國不值得有民主？如是後者，則這觀點本身是「反民主」的。如是前者，則她/他要分辨清楚，中國與之不相干，是客觀的事實還是主觀的願望？在客觀上中港政治經濟地緣的自願/非自願連帶關係下，明顯中國與之無尤，是出於主觀因素多。但我感到這種主觀願望，並未壯大民主運動，令運動更有實力抵抗、進迫統治者；它只是鞏固了一種對政治漠不關心和犬儒的集體心理，對促進民主，事倍功半。
但我也要承認：「本土派」對紀念六四的批評，某程度上提醒我們要更深入去反省紀念六四的意義和價值。六四屠殺，是八九民運的結局；八九民運本身就是一個爭取反腐、自由和民主的運動，檢視運動的過程、組織、論述和得失，可以是對香港發展民主運動，尤其是透過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爭取民主的參照資源。不少海外學者，透過比較八九民運和八、九十年代其他國家的大型非暴力抗爭，得出不少對非暴力抗爭如何爭取民主化的分析。對於身處香港的我們，如能在紀念六四同時，理性地比較、分析八九民運和香港多次大型群眾運動，定會充實紀念六四的價值。我認為質疑紀念六四對香港民主運動沒有效用的人，更應花時間去研究、解說香港民運應如何從八九民運中吸取面對中共極權的教訓，這對香港本土的民主運動實在有利無害。今年有若干大學學生會和大學的書院學生會在六四前舉辦論壇，討論、批判六四，以古鑑今，與紀念六四的晚會儀式既不相衝突，從理念上也「活化」了對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的認知。在一片冷淡氣氛，甚至是「唔關我事」的政治文化下，究竟有多少人會出席論壇參與討論，我不敢樂觀。
今年六四，坊間出版了一本題為《從支援中創造：有待相認的八九香港》（陳景輝，2017年），透過整理過去幾年民間「八九紀念導賞團」的資料，重申香港人在八九民運中的參與，是屬於香港本土的重要記憶。該書作者認為：
「八九六四根本是百萬港人的一次民主洗禮⋯⋯縱然後來坦克車將之暴力輾碎，當時這一政治創傷，一定程度的造成犬儒、冷漠、移民，但同一時間，也有很多人沒有給挫折打垮，並懂得人間正義和自由民主的真諦，走上不一樣的路⋯⋯今天香港社會所著重的自由民主反專制氣息，絕非自然而然，其中一個重要部分肯定是八九六四所帶來的啟蒙及挫折的遺產。」（第29頁）
八九民運的確有份塑造了香港民主運動的軌跡。認識八九、紀念六四，是重拾香港民主發展共同記憶的其一關鍵。儘管年輕一代如我，對香港民主運動的直接經驗多來自零三年七一大遊行或雨傘運動，但我們更需要貫串這些關鍵事件，重構一個更完備的「本土」民主運動的歷史叙事。這思想訓練我們的頭腦不會急功近利，而有長線、宏觀的視野。香港激進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元老」黃毓民，嘗言香港人要爭取民主，須放棄「功能性思維」，而要有「結構性思維」，其實是異曲同工。面對中共一步一步對香港建構一套以政權利益為中心的政治論述和歷史敍事，不論是傳統的民主派或新興的本土派，在捍衛各自意識形態和立場時，也不應忘記上述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