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為1月15日中大通識講座法治文化
戴耀廷教授說，最近法律年度開幕禮，袁國強、石永泰、馬道立都談法治，顯示政府開口埋口的法治，司法界不同代表有不同理解。他不會在課堂判斷哪一個法治觀對，哪一個錯。關鍵是法治不同於法律，何謂法治，不宜純粹用法律理解，更牽涉當地社會，當代的人如何理解法律。
他認為我們不宜武斷，究竟此時此刻一地有沒有法治。法治會隨時間演變，以對應社會。
他援引“Law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解釋學者歸納歷史，得出法治流變，往往有三大階段。
壓制之法：視法律為維持統治的工具。如不守法便損害法治，袁氏法治觀傾向此類。
自成體系之法：獨立的法院分掌司法權，以制衡權力，防止政府腐敗。石氏、馬氏法治觀傾向此類。
回應人民之法：司法機關或其他政府架構，制定、行使法律時，會回應人民訴求，以保障權利和公義。石氏、馬氏法治觀亦傾向此類。
戴說袁氏法治觀，正是壓制之法的代表；至於石氏、馬氏法治觀，都傾向獨立分權，以制衡政府。並稍有超越司法獨立的思想，回應公民訴求，以法達義。
戴說若法治觀停留於司法獨立，司法便難以檢視法律背後是否符合公義。例如香港在91年制定人權法，此後法官判案時，才能據人權法，對權利有較大詮釋空間。
接下來，戴便提出「法治演化論」背後的問題：
一
為什麼法治會發展？並由「壓制之法」走向「回應人民之法」？
二
演變有沒有規律？會不會有相反或例外？
三
過渡的階段會怎樣？
四
有什麼因素促使或阻止法律文化演變？
五
回應人民之法，是否終極的法治層次？有沒有其他可能？
六
如何掌握一地的法治文化去到什麼階段？
戴指出一地實行什麼法治，需要當地有相應的法治文化承托。例如英國移植其法制到眾多殖民地，很多殖民地因自身沒有相應的法治文化，殖民統治結束後，英國留下的法治便隨之消亡，香港是少數的成功者。
他援引另一本“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解釋隨著現代化與全球化，社會對何謂「正當」的法律，亦隨之嬗變。
戴指合法是法律正當性的一個條件，但不是正當性的充分條件。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就如今日內地，搵錢至上，政權和民眾便會塑造、擁護但求果效的壓制之法（689正是追求績效的典型）。但當民心思變，進而追求公正等公民權利，便會追求更高層次的法治。
戴說法治文化不會突變，轉變的過程會出現張力。例如查理周刊屠殺，正反映有文化希望法制反其道而行；中國模式亦是頗多人吹捧的例外。戴說中國其實希望從壓制之法走向自成體系之法，卻遇到樽頸無法突破。而公民抗命等社會運動，正是推動文化轉變的方式之一。而戴笑說自己不會再搞運動，會從另一方面的教育著手。
戴提到將來會否有更高層次的法治文化？他說審議式民主是其中一可能，但國際的實踐還少，尚在未知之數。
至於最後一個問題，戴說正準備做實證研究，向受訪者詢問七十條問題，並選其中十題詢問在場者。
在場觀眾的答案甚為一致，戴笑說這裡作不得準，若在公屋搞，結果便很可能大不同。過去有過小型的類似研究，反映香港的法治文化，只介乎壓制之法，與自成體系之法之間，例如市民抗拒司法覆核。然而經過雨傘運動，港人對法治的理解很可能有變，正是時候驗證。戴說他想研究同時在內地進行，比較兩地法治文化差異，不過十九無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