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 明報-論壇版 2007年7月24日)
近讀許寶強的〈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07年6月25日明報論壇版)，他開宗明義指出，「過去十年在文化領域最為核心的變化，也許不是個別社群的特殊訴求的湧現，也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而恐怕是民粹主義(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氾濫」，這迫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香港近十年的文化發展與民粹政治之間的關係。
對於許寶強以「民粹邏輯」、「民粹政治」或「民粹主義」等概念，統合地表述香港過去十年在文化領域的核心變化，筆者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問題是，在作者枚舉大量例子的論證過程中，在「民粹邏輯」、「民粹政治」、「民粹主義」等同樣空洞的能指(empty signifier)之統合下，作者卻似乎無法進一步釐清「民粹邏輯」在香港後九七各個社會文化政治領域的在地(local)使用和差異。90年代中以來的傳媒小報化、名嘴現象、長毛當選，以至政府推行各類政策的手段(例如居港權事件製造的167萬恐慌)，固然被作者視為民粹政治的表現，但03年七一大遊行居然也被視為「香港民粹政治的一場最大型演練」。如果民粹邏輯運作的不經意後果之一，是強化香港社會的反智和犬儒傾向，筆者不禁要問，許寶強差不多一網打盡地將所有後九七政治收歸「民粹邏輯」、「民粹政治」、「民粹主義」等同樣空洞的目名之下，這是否本身就有點反智和犬儒？因此，筆者願意在許文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梳理與推演。
在筆者看來，為釐清「民粹邏輯」在香港後九七各社會文化政治領域的在地使用和差異，必須首先對「民粹邏輯」與「民粹政治」作出恰當的區分。
民粹邏輯 還是民粹政治？
無疑，過去十年，民粹邏輯的確愈來愈主導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社會文化，政府在居港權事件固然動用了民粹邏輯，成功製造集體恐慌，就算是03年七一大遊行，借助民粹邏輯，也在有意無意間創造50萬上街的政治奇蹟。但我們必須對作為統合地表述不同訴求的動員手段的民粹邏輯，與作為旨在統合意識形態的民粹政治，作出嚴格的區分。因為任何社會政治運動均可以動用民粹邏輯，統合地表述人民的不同訴求，卻並不必然導向人民或公眾在意識形態上的統合。依此，03年以來七一大遊行的發展，正正引證了「民粹邏輯」在香港後九七各文化政治領域的在地差異。
固然，03年七一大遊行旗幟鮮明的以「反23條」作為整個運動的動員旗幟，但同樣不可不察的是，在七一大遊行中借著「反23條」的缺口所引爆的社會上千差萬別的各種訴求，由勞工、教育、經濟、環保、動物權益到選舉政治，不一而足。事實上，03年七一以後，主辦單民間人權陣線便相當有意識地突出所謂「人民」訴求本身的內在差異，05年的七一大遊行更以同志聯席以及基層婦女聯盟的代表作遊行領頭。反過來說，同年明光社猛烈批評民陣讓同志及彩虹旗在遊行隊伍中出現，認為由同志領頭形同「騎劫」，並要挾持將動員教徒杯葛七一大遊行，則明顯地是一種嘗試以民粹邏輯「騎劫」七一遊行的民粹政治，企圖在意識形態上作出(注定無法成功的)統合。
強化反智和犬儒傾向？
至於民粹邏輯會否強化香港社會的反智和犬儒傾向，現實情況似乎也沒有許寶強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就以筆者較熟悉的天星皇后運動為例，由最初直闖工地阻擋工程到後來連串的深入調查的媒體行動(media activist)報道(見inmediahk.net的相關報道)與政治游說，我實在看不出這個也在一定程度上以民粹邏輯作民眾動員的文化保育運動，有多反智，有多犬儒。事實上，以天星皇后運動為中心的一連串深入調查的媒體行動報道與政治游說，或許正正是許寶強所言的「有意義的智性計劃」 (intellectual projects)。
固然，社會運動以民粹邏輯為中介，需要借助「人民」情感的投資，作為動員，但這並不必然「排拒和壓抑智性的交鋒」。相反，沒有「人民」情感投資的智性交鋒，其實跟沒有智性交鋒的民粹政治並無二致，同樣指向一種悲觀的犬儒政治。依此看來，社會運動所需的，通俗一點說，恐怕是情理兼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