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區龍宇
西方的民主變革，如果沒有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先行，是難以想像的。當時各家各派就何謂政治，何謂憲政，共同體需要什麼條件等等，真正是百家爭鳴。時人中不少是大哲學家，卻致力於公眾教育。狄德羅編撰百科全書，用意便是希望知識能夠普及。同時，這也是一場高舉理性，號召運用理性反思過去，反思宗教和一切舊有信念的運動。有了這個思想前提，才有後來的民主運動。
香港需要民主啟蒙運動
回頭看香港，你怎麼找都找不到戰後有過稍有規模的啟蒙運動。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才開始較多人關心政治。然後殖民地政府開放地區／立法會局部直選。這時剛出現的中產泛民，全力參選做代議士，卻不大留意民主教育大眾。
然而，當時主流泛民之外，有過不大不小的社運圈，不乏對主流泛民不滿意者。為何他們未能凝聚成一個基層民主力量呢？這裡原因很多，但當時一股否定政治，否定一切議會選舉的思潮，無論如何也在起作用。
本來，香港和大陸在政制上比各國落後至少一個世紀，那麼，如果香港也要得到民主，自然需要學習外國，閱讀歐美以至世界的民主奮鬥史和反殖民的歷史，研究其成功和失敗經驗。然而，過去卅年，泛民也好，社運圈也好，都不熱衷於此。反而在八九民運失敗後，把外國時髦的後現代主義，或其表兄弟後結構主義，搬過來應用於香港。所以人們愛讀福柯，而冷落政治學和歐美民主革命史之類的著作。根本不愛讀書的，當然也不少。
「投票不是力量」的九一直選
現在的大學生大概不知道一樁舊聞。 1991 年香港第一次立法會選舉，殖民政府為提高投票率，發起「投票就是力量」的宣傳。學聯當時是什麼立場的？按照當時一份刊物《民間抗爭》的報導，原來學聯內部發生分歧，「一部分人全面肯定直選的價值，另外的則認為這只是殖民地政府的一場把戲」。因為有分歧，但大家又想多少同官方對著幹，所以學聯的正式口號就變成一個不痛不癢的「投票不代表一切」。
那些否定選舉的學生，後來更自行宣傳另一個口號「投票不是力量」，實際呼籲杯葛選舉。他們的主要理由，是立法局並非最高權力機構，它不過是港督的諮詢機構，所以直選立法局並非實踐真民主；而且，選民也不應「把責任放在代議士身上，而忽略了自己應有的參與決定香港事務的的權利」。[1]
批評殖民地政府的政制改革不是真民主，指出立法局不是最高權力機構，這都很對。相比之下，今日的泛民未免後知後覺。不過，由於這個原因而杯葛選舉，同時又沒有提出代替方案，沒有告訴選民應當如何，那麼，意見無論多激進，行動上卻是消極的。
這些激進學生當時並非孤單，他們不過是一個較大的社運和學界圈的一部分而已。這個大圈子，便是一股後現代主義思潮，而核心主張，便是「民間社會」。民間社會，很好呀。不過，當時的民間社會版本，是把民間社會和政治民主化對立起來的，是主張民間團體不要去參與政治和參與選舉的。在這股思潮下，當時街工便出現一個後現代反對派，並產生了分裂。
其實那時開始，香港已經陷於險境。民主敵人已經在磨拳擦掌了，但港人連基本法是個什麼本質也不認識，連五十年不變是個大陷阱也不察，這豈能避免受騙上當？那時客觀上非常需要一個堅定民主派，去取代泛民路線。要具備這個能力，社運至少需要更加政治化，更加努力吸收世界民主鬥爭的經驗。一句話，需要一場民主啟蒙運動。可惜有些社運團體多少在後現代主義影響下，去否定政治，否定一切議會抗爭，雖不滿泛民，但又不去挑戰他們，而是自居於「民間抗爭」（此名稱也是當時一份後現代主義刊物的名稱）。這些行動也有一些成績，不過，卻無對應港人最急需的任務。
食洋不化？
其實，當年本地的後現代主張者，今天想法亦可能不一樣了；仍主張杯葛選舉與否定政治的就更少了。一位當年後現代主張者最近便說過：「唉唉，我們現代化都未完成，言何後現代？」同時，後現代主義雖仍是顯學，亦不復當年。現在重提這段歷史，並非算賬，而是從回顧中反思：在民主抗爭的長征中，我們做好了準備嗎？我們已經讀了必讀的書嗎？我們讀對了書嗎？福柯要讀，但哲佛遜，潘恩，馬克思，麥法森，密里本德等等民主及左翼政治學與政治實踐的書，尤其是具體的民主奮鬥史及各國反殖史，是否也應該讀讀？
閱讀後現代主義或受其啟發，這不是問題。一個追求知識的人不應有門戶之見。不同主義各有其視角，可以映照其他主義未及的角落。如果你是同運者，閱讀福柯可能解答了你許多問題。但引介外國理論，這是一層；運用外國理論於此地，又是另一層了。前者尚算容易，也有益處；後者呢，就不那麼容易了，搞不好，就越淮為枳——淮南的甜橘子，種到淮北就變酸了。泛民的自由主義是一個例子。我擔心後現代主義也會否這樣。
我們不妨以最近一篇文章為例，說明一下為何這個問題其實並未完全過去。這篇文章介紹了「後結構主義的無政府主義」。這種理論認為：
「社會，無論在傳統無政府主義者，抑或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眼中，都像一棵大樹，有枝葉，也有一個可辨析的根本結構。這個根本結構是權力核心，也是一切對個體的壓迫、社會問題的源頭。….但對後結構主義來說，社會並不是一個由根本結構繁洐出來的整體，而是各種雜多、殊別的行為、關係、事件所交織而成的集合。」
無所謂統治與被統治？
作者再引述傅柯《性史》，總結出權力的特點：「權力關係並不是眾多關係之外的一種獨立關係，沒有一種叫『壓迫 — 被壓迫』的關係，只有『父 — 子』、『男朋友 — 女朋友』、『老師 — 學生』等等這些殊別的關係當中洐生出來的壓迫；… 沒有一種對立，如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 — 無產階級』、巴枯寧所說的『統治者 — 被統治者』，能夠作為一切權力關係的根源。」
如果是純粹學術辯論，這個看法也可以是不錯的思辨材料。但之後如果有人把上述理論實際應用於中港民主奮鬥，說中港社會不存在「統治者 — 被統治者」的劃分，這可問題大了。
我雖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年少時曾經是），也深知國際無政府主義亦非鐵板一塊，而是內部也一致百慮。但此刻我要說，我寧願站在巴枯寧的結論一邊，而不願站在「後結構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一邊。傘運期間的香港，我們看到一邊扔催淚彈和揮動警棍，另一邊則抵抗或者逃跑；傘後，一方面新任特首躊躇滿志上場，另一方面則有十六子入獄。在大陸，則更加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前現代政治文化。在大陸和香港這些連現代憲政和代議民主都尚未建立的地方，社會分成「統治者 — 被統治者」，真是一目了然，豈有疑問。
無疑，「後結構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對中港社會其他領域，可能仍有蠻多參考價值的。我們不能否定這個面向。然而，如果想爭取民主，抗衡專制政權，我懷疑作者口中的「後結構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會對中港民主運動有多大幫助？這種理論連社會的確分成壓迫—被壓迫兩邊，都未能正視，言何反抗？
「尚未現代化，言何後現代」
後現代主義能否為民主啟蒙作出貢獻？這是有可能的。不過，無論後現代主義有多好，也要首先問問它對中港民主運動的適用性有多大？即使西方真的已經變成「後現代社會狀態」，這沒有發生在香港或者大陸。中國仍在非常努力的工業化現代化，其政權更具有前現代特徵（例如強調血統論），哪裡是「後現代社會狀態」？香港在經濟上算是現代化，但香港並非獨立經濟體，它永遠只服務於宗主國及其盟友，所以從前服務英美資本主義，九七後轉而服務於大陸的現代化事業。哪裡是「後現代社會狀態」？至於政治上則更完全是殖民地主義政制，一種非常現代的壓迫方式，哪裡是「後現代社會狀態」？
後現代主義不是枳，而是橘子。不同種類的橘子，各有特殊營養，關鍵是對症下橘。但在中國／香港，當人民受著超級專制所壓迫，當人民的確需要最廣泛聯合起來反抗的時刻，後現代主義那種否定結構，否定普世主義／追求人類普遍的自由（譏為「大論述」），否定啟蒙和否定理性，這個理論對中國／香港的人民的民主抗爭事業，幫助又有多大？也實在不明白，為何追求普遍的解放，就一定壓抑了各種不同的特殊身份及其價值？例如追求普選權，無論如何與性別或社區身份的平權沒有衝突吧？提醒有可能出現這種壓抑是好的，但是否也應該提醒，不要各走極端，變成扶得東來西又倒？
嚴格來說，我並非質疑全部後現代主義，只是質疑其相關的政治結論，能多大程度上有助於我們的民主事業，而不涉哲學、語言學或符號學等其他方面。我的疑問是，當港人仍活在一個 170 年歷史的殖民政制之下，我們在閱讀福柯之餘，是否也應多讀歐美及世界民主及反殖鬥爭歷史，俾能對應目前政治形勢？
我不是說只有本地後現代主義需要反思。其實不論哪種思潮，不只都有越淮為枳的可能，而且,即使本來很甜，如果孤芳自賞，迴避論辯，也會因為缺乏競爭而發生物種倒退，甜橘變酸的。相反，百家爭鳴才能促進各種思潮都能不斷改進自己。畢竟，任何一種理論，最後來說都不過是一種「以資實踐的假設（working hypothesis）」，而非什麼「終極真理」。它們的真偽最後仍須實踐來驗證的。而相互論辯則有助於事前找到一個比較切合客觀任務的理論支點。這本來也是歐洲啟蒙運動的貢獻。
香港那種政治落後、文化底蘊不足的狀況，使到思潮論辯從不豐富。「圍爐取暖」，早就如此。更加可憂的是，無論是普羅大眾還是活躍的民主派／社運界，讀書風氣都不盛。[2]所以現在我們更加需要一場啟蒙運動，讓各種思潮自由較量，以便大家在政治上裝備起來，共同為民主事業奮鬥。
註腳
[1] 《學界與九一直選》，《民間抗爭》創刊號， 1991 年 9 月 29 日。
[2] 這篇《港生閱讀能力全球第 3 興趣排中下》的報導暴露了問題核心：港生閱讀能力強而閱讀興趣超低！這最能說明香港奴化教育的厲害之處，即它訓練了學生的學習能力（以便其為殖民政府服務），卻同時壓抑其自主求學的意欲（確保其不會反抗）。這的確是最符合殖民主義利益。但這當然也壓抑了香港的政治覺醒和文化多元，也解釋了香港人為何缺乏政治能力。關於這點請參考筆者關於《雨傘運動的總結》的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