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說，「建設民主中國」非港人責任，訴求也過於虛無，更認為六四就是見證解放軍的兇殘，意義是保住本土云云。
倒想反問，其實公民提名也是相當虛無縹緲，哪又為何堅持呢？更重要是六四之於香港的意義，恰恰不在於純粹自保的本土，也不是一場香港人缺席的鄰國抗爭，因在八九年，兩地的人確是同一陣線。
從本土出發，我們應重新確認八九學運的政治啟蒙意義。八九香港的最初覺醒，並非來自解放軍的槍聲，而是來自鎮壓前的北京學運。
誠如一些人所說，當年香港人原本在前途問題下已是惶恐不安，然而單純的信心危機，卻沒有催生出大規模的抵抗運動，直至八九一聲春雷，香港人終於走出政治犬儒（同共產黨無得鬥的無力感）、經濟至上的框框。
通過認同學運，香港人變得不一樣，變得崇尚自由民主，並成了敢於抵抗專政的民主主體。換句話，通過支援，香港人實則是再創造了自己。
因而，六四的意義不在切割，而是連結和抵抗。
現在一些人說得奇怪，說中國人自己也不懂得抵抗，香港人愛莫能助。可是，怪罪受極權壓迫的人不自行抵抗，這沒有什麼道理。何况，作為六四見證者，我們難道可以佯裝不知道，王丹一代及其理想主義是如何被謀殺的嗎？說今天中國人好名牌、愛物質，不正是這宗謀殺的延續及其結果？說今天的中國人跟昨天不同，所以民主中國已失去意義，這難道不是倒果為因？
即使連部分中國人也不相信中國可以有民主，但香港人作為六四共同體，我們也應該指出，這一切非必然。
當然，中國不是沒人在抵抗，但若循本土右翼的思路，支持李旺陽劉曉波等，也並非本土責任。但如此說來，這種袖手旁觀，跟默許暴政有什麼分別？跟部分大陸人見死不救小悅悅，任她由車輪輾過有什麼分別？
至於說民主中國會對本土不利，就更是非顛倒，難道專政中國對我們更有利？如果因害怕中國的多數暴政而不支持別人的民主，那我們自己的民主又從何說起呢？
雙重標準，只會帶來壞本土。
文章刊於2015年6月4日《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