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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時代需要甚麼政治冷卻?──請教呂大樂先生

極端時代需要甚麼政治冷卻?──請教呂大樂先生

極端時代需要甚麼政治冷卻?──請教呂大樂先生

過去兩個月的反高鐵運動,令人反思社會的激進力量。假如八十後可以代表激進左翼的一端,那麼官員的絕對權力與功能組別議員的利益勾結,這制度化的暴力就肯定坐落在激進右翼的一端。站在激進運動兩端中的社會學家,會給我們甚麼指引,叫社會的激進左翼與激進右翼的力量可以冷靜下來,為社會的最大利益進行知識介入?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於2010年1月19日在《信報》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衝擊〉)一文。筆者是呂先生筆下《四代香港人》中的第三代,對呂先生指出第二代人對第三、四代的壓迫,很有共鳴。然而對於〈衝擊〉卻有一種陌生感:它不再是《四代香港人》那麼體諒那麼情感代入不同代人面對的歷史社會困境與限制,亦不像韋伯式強調抽離、價值中立的「有距離地審視」,〈衝擊〉的論述反而更像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杜塞分析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個零件,好像是為特首向八十後訓斥打開言路。

要化解社會的激進力量,在宗教上我們需要恩典,在知識層面需要冷靜中立的事實分析。可惜我們在〈衝擊〉中找不到比如警察向我身旁抱著三歲小女孩的父親方向噴胡椒噴霧的描述,也看不見官員及功能組別議員如何在論據被否定卻堅拒收回方案最後落荒而逃。〈衝擊〉只看見一個膠樽,卻看不見防暴警隊手上五十個膠盾,這種現象描述的手法,讓他看起來更像是站在反高鐵運動的對面。

尤令筆者感到困惑的,是〈衝擊〉中的「保守」的論證是以議會民主取代不同層次、不同定義的其他民主的意義。民主作為一個社會學概念,可以是一種個人的性格(比如願意接受意見的領袖)、可以是價值觀(比如希望社會由所有成員參與)、可以是憲政安排(比如願意接受公投重新討論政制設計)、可以是民主運動(比如社民連的議會抗爭),當然也可以是呂氏所指的議會民主。為何〈衝擊〉單以議會民主取代各式各樣的民主-特別是議會民主已在萬雙眼睛在立法會外巨型投影器面對被利用。

再者不同的民主理念,有著很不同的規範與倫理。例如英國光榮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及辛亥革命,同樣是以民主價值推翻專制獨裁。革命中的規範和倫理,可以接受槍炮、間諜、政治暗殺等等,當然違反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反之亦然。

反高鐵作為民主運動,以社會力量推動民間,再向政黨、政府施壓,亦有其運動中的規範與倫理。比如有數名八十後以燒乳鴿向民主黨抗議,之後民主黨議員在相關的工務小組中,由投棄權票改為投反對票,他們的行動就超出了常用的民調、意見書的規範與倫理。〈衝擊〉以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批評反高鐵的民主運動的規範和倫理,是以直尺劃圓,是一種參照的錯置。當前香港需要的社會學分析,是要強化議會民主的規範與倫理嗎?

同理〈衝擊〉要求一個鬆散的大聯盟、又或是一群毫無組織的八十後,有責任有能力阻止百份之二的衝動的示威者。熟悉社會運動理論,以及香港民間團體現況的人,無可能提出這一種錯置的規範與倫理。當然,另一方以「舉手機器」馳名,其按制的紀律性像機動部隊一樣,這是反高鐵的群眾無可比擬的。早前有一位警員在警署內強姦少女罪成,李少光局長應當一如其他民主國家,代表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警隊,負政治責任鞠躬下台。這才是一致公正的評論。以百分之二的衝動的示威者形像無限放大,定性萬人反高鐵為「超出和平抗爭範圍」,想要冷卻運動卻已幾近政治抹黑,效果又會否反而激化矛盾?

至於「誰是與我們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對八十後關心一問,將「八十後」或「自發網民」,與支持此運動的「掌聲」分開,疑似是「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工夫。以「超出和平抗爭範圍」進行政治冷卻,很有可能是要嚇怕不斷捲入反高鐵運動的廣大市民,特別是初次參與社會運動的市民。相反,將後來加入的「社會運動員」描繪為投機偽善的人,也許是要嚇怕帶領運動的八十後。事實上這兩天只要打開wisenews,便知道相當多的報導漠視事實,對反高鐵運動「紛紛出言譴責」,顯然沒有呂氏所指、對政府不利的「輿論真空期」。對和平示威者進行「譴責」當然是一種暴力,對暴力的當權者沉默卻是更大的暴力。

正如其中一位八十後發言人陳景輝說,不能認同當天擲膠水樽的行為,卻可以明白感受在場群眾面對的暴力與屈辱(大意如此)。萬人包圍立法會之前,曾有數千名示威者遊行往特首住所請願,又有「宇宙大苦行」往政府總部請願,以及多次在立法會外的集會,甚至後來佔領不肯面對群眾的鄭汝樺局長的行車道,均讓市民回憶八九民運的學生運動的和平、理性、克制。一如六四事件,暴力者是誰,誰最危害社會安全,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至於〈衝擊〉論及社會運動要向甚麼具體方向,社會學家、知識分子是不是應該注意由高鐵引起的反思:在眾目睽睽下如此不雅的官商勾結、在線錄影機面前功能組別舉手機器對利益群體效忠的淫行、國家資本主義冒起的右翼激進運動,以及因為苦行因為菜園村的溫柔而對「發展是硬道理」的轉念、尋求主體性的八十後精神合流成為左翼激進運動之間,我們已不由自主地進入了激進的時代。如何以社會學作為知識介入,免得香港的核心價值受到衝擊,也許才是含意深遠、值得社會學家深思的問題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