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自由風自由PHONE〉2015年2月16日訪問
問：退聯對學聯未來運作的影響？
陳倩瑩：今次退出學聯是頗大件事，學聯創會以來第一次有院校學生會以公投形式要求退出學聯，對學聯而言是個政治打擊，無辦法以團結學界的平台繼續在學運上擔當重要的角色。所以這件事是值得現屆學聯人、現在的同學、其他持份者檢討及理解同學對於新的學生組織型態的看法。
問：會否因為學聯是聯會的性質，和學生隔了一層，學生覺得沒參與？
陳倩瑩：本身學聯架構是學生會的聯會，不是直接由各大學生直接選出來，充當反映學生意見或學生參與的是學生會的權力範圍，他們在院校內民選出來，理論上他們可以代表學生意見然後參與聯會事務，學聯的運作渠道是這樣。其創立原因是想鞏固及團結學生會之間的力量，創立時有設定這個架構。學聯未必能直接針對院校做組織工作，但我不覺得因為這個架構學聯就不需要直接面對同學，我覺得要（直接面對同學），因為現時同學對學聯認識不夠，學聯的透明度不足以令同學對其有足夠了解，導致了一些批評。接下來其實同學對學聯有要求的話，面對同學的意見是必然會走的路向。
問：如何看港大退聯結果？
陳倩瑩：今次公投有很多原因及方向，很難一概而論到底要求退聯的學生是純粹因為學聯在雨傘運動裡的表現或學聯架構有問題或純粹因為學聯的透明度、工作匯報、表現令同學不了解而認為要退聯施壓。我覺得有不同成因。我自己過來人，對於學聯的理解是，權力在學生會；若學聯是直接由同學一人一票選出來，票數會多過學生會自己當選的票數，對於學生會來說其實會尷尬，聯會負責人員比我高票，同學到底是承認我多些還是承認這個聯會多些？其實維持現有架構，即現有學生會選出學聯代表，而這些代表向學生會問責的方式，是尊重院校自主，尊重學生會本身認受性，它本身就是學生賦予（權力）參與學生事務，參與校政，參與教育政策，不應削弱院校自主。我覺得是這樣去看這方面關於架構上的質疑。
問：你提過退聯，共產黨最高興？
陳倩瑩：不論回歸前後，有不同的文獻、書及前人都說過，一直都有左派滲透的工作。有些例子是前輩親口和我說，有個人在參與學聯事務時突然間有天消失了，留下一封信，說他被派來監視學聯的工作，但因為自己良心發現，臨時決定離去。現在當然沒有這麼傳奇的事件發生，但我們看到，譬如之前港大學生會被擺弄黑金分佈，財政問題，可見中共對學生會的滲透不遺餘力。雨傘運動完結，（中共）不會放棄統戰學界的戰線。所以任何風吹草動都影響學界如何面對這些統戰及滲透的工作。
問：你覺得退聯是滲透的結果？
陳倩瑩：不，我不是這樣認為，我是相信有一部份勢力人士留在大學，他們有自己網絡，有他們學生代表，例如（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一個較出名的左派或隱形左派組織，我意思是不能對這些事掉以輕心的同時，不等於說退聯的同學一定是他們的支持者。
問：嶺大退聯的理由？
周韋樂：它的制度不民主，秘書長選舉並不由民主產生。如果是間接選舉都還OK，但事實上，每間院校的代表團只有一人經民選產生，其他人是經委任，他們實際上是沒有任何同學的授權，同時秘書長參與決策，這就是問題，他沒有正當授權但同時參與決策。加上學聯一直透明度不足，不會公開任何會議記錄、工作報告、財務報告時，我們又如何監察這個沒正當授權的秘書長呢？
問：不滿架構可要求在內部改革？
周韋樂：學聯一向沒重視會章的傳統，成日掛在口上的共識制根本沒有寫在會章上，他們根本不會跟會章。他們改了會章，我們怎樣知他們有沒有跟？照樣透明度不足，他們改了會章我們也監察不到。
問：退聯又如何？
周韋樂：其實不是少了平台，大家依然，可由學生會決定，它覺得這年可以和學聯合作便多些和學聯合作。它覺得下莊要授權一個不喜歡學聯的人，便不和學聯合作，這是令到我們嶺南大學學生會更有彈性，而不是死要（做）學聯常委會那些。
問：你的立場？
柯凱齡：我們幹事會立場是反對退聯。我們認為的確學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可以改善的地方，這些不足及缺落可以通過制度去改革而未需要去到退聯這個手段。
問：見不到改革動力。
柯凱齡：剛剛周同學說學聯不重視會章。事實上這是否事實？我以候任學聯常委身分去sit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會議，見到的是常委是著重會章，例如他們議定何時開會是會準時到，如果周同學認為常委不能直接反映意見，作為會眾他們可以直接sit會，可以參與會議，去討論，以會眾身分監察檢視學聯有否遵從會章。再者，透明度不足，這是有的，近年的財政，核收師未核實一些帳目，導致他們未能順利公開近幾年的財務文件，又或者學生會也有責任；以嶺南學生會為例，它沒在民主牆公開周年大會的文件，導致同學有時是難以監察學聯運作，難以知道學聯發生甚麼事，的確我認為學生會是有責任的。
問：退聯和雨傘運動有沒有關係？
周韋樂：其實雨傘革命中，學聯的表現只是導火線，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們在它的決策裡看到它體制的遺憾，可能很多人認為我們是為雨傘革命後向學聯算帳，其實不是，我們是在雨傘革命期間見到學聯的決策這樣不對，這麼多不代表我、沒代表性的決策．．．
問：例如？
周韋樂：例如1130龍和道升級事件，他們是唔啱timing，雨傘革命一開始有民氣，群眾想升級，它阻止，到後期人數開始少，冷淡，它居然走去升級，我覺得這是倒行逆施。
問：周韋樂你有沒有政治聯繫？
周韋樂：我是熱血公民的成員。
問：柯凱齡呢？
柯凱齡：我沒有。
問：是否路線之爭？
周韋樂：我和學聯當然是路線之爭，但關注組和學聯不是路線之爭。關注組的目的是令學生會更有彈性。我們不要由一個大中華的霸權變做一個本土霸權，我們是要有彈性。可能兩三年後會有新的思潮興起，比本土思潮更加可取，為何我們不可轉過去呢？我們可以的，大家個腦就是不停想這些，我們要學生會因時制宜，不是現在的學聯般。
問：你覺得現在的學聯是大中華霸權？
周韋樂：是。
問：為何？
周韋樂：它捆綁八大學生會的立場。它管住中國民主基金時，其實八大學生會是認同中國民主基金的愛國或建設民主中國這些agenda。
問：柯凱齡的看法？
柯凱齡：首先要澄清民主基金。基金成立目的是因為八九民運時，很多市民捐錢給學聯，學聯不能當作日常開支來使用這筆錢，所以特別以基金形式管理這筆錢，不要用在和當年捐獻的民眾的意願無關的方向。至於民主基金和綁架學生會立場中間是否有任何關聯，我現在沒看到。而周同學說現時學生會立場是被學聯捆綁而導致學生會不能因時制宜作出決策，我個人很反對這個講法。以我一個sit了兩個月會的，現時還是基本會員的身分去看，學生會立場從來沒被學聯騎劫過，相反學聯是八大學生會，學生會在當中代表學生、反映學生的意見，然後再製造學聯的立場。所以有聲音指出說學聯不代表我，其實是說學生會不代表我，也在說學校內的學聯常委未能完全聽取學生意見再反映給學聯，所以責任應在學聯代表團身上。
問：你是否贊成學聯建設民主中國的理念？
柯凱齡：首先學聯是否以建設民主中國為綱領？看看歷史文件，其實從來都不是。它只是九零年代的個人備案（transcriber按：口誤，九零年的決議是「反對中共一黨專政」，「中國為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各民族主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而學聯的路向由七十年代開始，按不同時代的時勢屢有更改，絕非一成不變）。它是否有牽引學聯作任何決策的能力，好明顯它並不是事實。而我們幹事會如何看待建設民主中國這件事，我們支持世界各地的任何民主運動，而因為中國是個沒民主的地方，我們支援它作出任何improve它的民主行動。
問：周韋樂是否覺得要建設民主中國？
周韋樂：其實我覺得不需要。現在本土意識就是香港地香港人話事。我們是個小小的香港，為何我們有責任影響這麼大的大陸？為何我們是香港人，我們文化根底和中國人不同，為何我們要迎合這些人，去幫助他們？為何我們不是有自己的民主就OK？當然你可以說支持全世界都有民主，但為何你們支持建設民主中國，而不是建設民主孟加拉？
問：因為一國兩制，很多人覺得中國沒民主香港不會有民主。
周韋樂：這是否事實？大家有這個想法是因為中國是掐著香港的命脈。但其實不是，其實是香港掐著中國命脈，可能財經上，可能不同的股票、債券，很多國內的金融是我們香港人主宰。香港一有甚麼事，冧了，其實最大影響是大陸。如果我們要求本土自治，其實大陸一定要給，如果我們真這麼要求的話。
李彭廣：政治力量相比是必然的，哪怕妥協也好，特殊政策也好，等等，都是政治力量的相比。我聽了兩位嶺南的同學，是否真有兩條路線的不同？周同學是很本土的路線。歐同學（transcriber按：口誤，應為柯同學）不是香港本土路線，但有少少和中國民運有關連。周同學說香港人和中國人根本不同，你是否說不同文化？這個講法，我覺得，目前在香港仍很有爭議。我們說中國人是文化上的中國？政治上的中國？地理上的中國？這個有很多不同的，等如新加坡的華人，華裔。或許漢人，中華民族，這是過去百多年才有中華民族，清朝就沒中華民族這件事。等於新加坡馬來亞的華人，你說他是中國人，他說我不是中國人。這是很難爭拗的，除非你用法律觀點，法律觀點就是國籍，國籍是沒得爭拗的，你說中國人有中國國籍，特區護照，還是英美護照，這可在法律上界分到你的國籍。除國籍之外，其他是很有爭議。
問：周韋樂的回應？
周韋樂：我覺得所有香港人都應該體會到，在生活中，就算你住在再偏僻的地方，我住觀塘，都會有水貨客，大家都徹底了解到我們和大陸人的不同，我們香港人的優越，我們比大陸人好的地方。
問：這個要小心點，這個優越感。生活上、民生上的磨擦，是否會跳到優越與否，另外一個民族，我覺得要小心點。
周韋樂：我認為優越的意思是作為香港人的優越感，我們出來說我們是香港人，我會覺得自豪。我意思是這樣。
問：退聯啟動程序未？
周韋樂：現在有足夠240個聯署，但就要下屆代表會才能處理，因為現在換莊，要下屆先得。應該三月頭交，九號十號就公投。
問：假設退聯後會如何？
周韋樂：退出後嶺南大學學生會可以獨立行事。可能他日，現在港大退出了，當其他院校不退出，我們有三個組織，未來可能有三個組織行三條路線，或我們三個合作，我們港大和嶺大同時都可以有彈性處理，究竟是否和學聯行同一條路線。
問：若退聯，對你們的影響？
柯凱齡：（若退聯）我們以幹事會身分仍然會嘗試去學聯sit會，以友好團體身分去學聯開會，聽聽不同院校的聲音。但有個危機，如果嶺南有任何校政問題，我們需要處理，例如幾年前鄭國漢教授，我們反校長的風潮，爭取校政民主化；幾年前asso超收，然後探討大學的教育產業化，反加學費等，甚至再遠些歷史，嶺南學院正名大學，爭取UGC fund這些校政問題，（若退聯）學聯就沒必然責任要去handle嶺南大學的問題，好容易有個問題出現就是嶺南大學同學有機會要自己單打獨鬥，自己去處理這些校政民主化的問題。
問：周韋樂的看法？
周韋樂：就算留在學聯也有這種問題出現。二零一三年港大紅底會長，之後因為被發現是紅底就發起中山起義，其實學聯沒幫過手。我不覺得留在學聯會有甚麼幫助，退出學聯他就不會幫我。
問：是否這樣？
柯凱齡：翻查歷史，中山起義整件事，學聯沒重要或明顯的參與的地位，但其實一開始黑金政治，學聯有出聲明去譴責當年學生會；中山起義的發起是當時學聯秘書長，即是前港大學生會成員提出質詢，所以學聯有份發起這個運動。是否學聯完全沒在這件事上出現過？我持不同看法。
問：是否這樣？
周韋樂：如果依當時搞中山起義的評議會一班人，他們覺得學聯從來沒幫過他們。
問：想問周韋樂，退聯後需要其他大專院校幫手，可能他們有猶豫？
周韋樂：我們不是要決裂，我們要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像當年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分裂了反而更多選票，更多支持，這就是我們要的，但最後他們都是合作。可能你覺得是反面，但我們是對制度，不是針對院校，我們要和迂腐的制度反面，不是對院校。
問：分裂難以有統一路線？
周韋樂：其實就是要這樣。這是趨勢，由一個合，然後慢慢分，慢慢引起討論，百家爭鳴，慢慢就會有個共識出來。這是時代一定要經過的東西，就像以前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去到漢朝時重視儒家，這些都是時代的洗禮。
問：雨傘運動是沒人做領導所以很多決策不到。
周韋樂：事實上為何唔掂，是因為有人爭做領導而不是真沒有領導。因為泛民、學聯都一起希望爭奪雨傘革命的話語權，所以才會導致運動的失敗。
李彭廣：當然太過仔細的學生會，或學生的瓜葛，聽眾未必掌握到。我想聽眾雖一關心的，是退聯這行動會否做成學界沒有平台？當然周同學說不會，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做大個餅，有不同機動性有彈性，長遠可能出現這個情況，但短暫有危機時，可能你就需要時間凝聚，如果你已有個平台，你就不需要時間去整合，這是它有辣有唔辣的地方。你正常無風無險時，你有時間去凝聚共識；如果是風高浪急，你沒那個平台，你就沒那個時間去做到共識。
聽眾：我覺得最開心是政府。現在團結的力量是分散了，政治層面是弱了，令我們市民覺得這幾間大專院校是開始分裂。及我覺得很多是理念，例如內地來港的學生或本地的學生的理念是不同的，變成我們市民見到學生會的作用變細了，沒那時，二三十年前的作用那麼大，弱了很多，所以分裂多幾間的話就會瓦解。
周韋樂：其實我覺得不一定會變弱。大家會覺得學聯是分裂了，但為何不可以是分裂後大家都擴張？現時就是因為學聯這個平台，我們限制在學聯裡面，當我們退出學聯後，我們對學界的想像就更大，我們可能八間大專院校可以各自做的事，有時七間院校聯署，有時六間院校聯署，可以做不同的事，這樣反而可以令力量更多元化。我們不是追求單一而強大，我們追求多元。
柯凱齡：剛剛周韋樂提到意見不合可以不同院校聯署，但事實上現在已是這個機制，因為學聯行共識制，如果有一間院校以否決權否決一個議案或討論的方向，其他院校可以一起作出他們的聲明，所以不會是學聯捆綁了他們的立場導致院校的聲音被抹煞。
周韋樂：九三年，當時學聯賣出，當時還是學聯旅遊，而當時理工大學是唯一一間大學堅持要全民投票決定，結果就被學聯塑造成理工造反，當然理工還未正名，當時被說成理工做反。結果，公眾壓力，那時唔work，但下次呢？下次可能有雨傘革命這麼波瀾壯闊的抗爭時，院校可否抵受到這個群眾壓力？當它抵受不了，你說問責，之後它問番責任是否有用，是否於事無補？我們問責，只是事後的。
問：多謝直播室的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