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月21日，26年前的今天有百萬人上街，創下香港史無前例的群眾大遊行紀錄。當年更有報章呼籲，應把5‧21這個「光榮日子」載入香港史冊。
不止5‧21，那段期間，全城投入的程度乃空前絕後。香港人掏心掏肺，重拾理想，也不止政界和社運圈，更包括大、中、小學校園、市井平民、娛樂圈，甚而親中左派，都一一捲入對抗暴政，告別馬照跑舞照跳的愚民詛咒。
可是，今天我們談八九六四，卻往往遺漏了八九香港的這一頁，因而無法客觀重整這段歷史，為什麼呢？而大部分歷史記述，也只強調天安門的部分，甚少提及香港史無前例的種種，又為什麼呢？這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這跟運動「失敗」有關。一些香港人看見中共的殘暴，因而轉向現實犬儒，覺得無得鬥，甚至患上斯德歌爾摩症候群，認同敵人。
二，當年香港人「支援愛國民主」的定位，不合當下本土右翼的胃口。他們的政治第一信條就是跟中國「切割」。因而，他們心目中的六四教訓也只得一個，那就是在六四一夜揭示出解放軍的兇殘之後，尋求自保。
因而本土右翼大多不談六四前那表現人性光輝，力撐北京學運的支援運動，而是企圖將「支援」修正為「自保切割」。
三，這跟支聯會的紀念傳統有關。當年，屠城的震撼實在過於壓倒性，以至事後，香港人都活在一份難以名狀的政治創傷之中，並以哀悼死亡作為回顧的主軸，而且，人們往往不願談及八九香港的這段過去，特別是自己有份參與的種種。
他們有時沉默，有時則會說，相比同學的犧牲，我們實在太渺小了，有什麼好談。
我明白，相比學生，我們是渺小，但作為歷史分水嶺，若比較89年前的香港民主運動，意義其實是重大的。說穿了，這裏頭包含有某種自我貶抑。
六四紀念已有26年，但八九年香港人為了自由民主，既支援他人，也支援自己，並全城投入的美麗一頁，卻仍然一片空白。因而，真正的本土化恐怕不是跟六四切割，而是超越犬儒、借題發揮和創傷狀態，從而跟八九香港的再次相認。
文章刊於今天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