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的「車毀人亡」論惹來不少批評。演辭中最為引起質疑的有兩點：一，跟瀰漫社會的官商勾結指控商榷，唐先生咬文嚼字的稱之為官商合作；其次，唐更輕率地將「社會運動」，跟流血暴力扯上關係。這無疑是製造恐慌。也許，連這位熱門特首候選人也料不到，輿論產生強烈反彈。據悉，這是未來特區政府 的一次逆流而上，旨在向公民社會宣示強硬領導立場。然而，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強勢」真的可以解決一切嗎？
既得利益集團掛在唇邊的「委屈」
當唐英年談到官商其實是「合作」而非「勾結」之際，我彷佛又再聽見近年既得利益集團常常掛在唇邊的「委屈」。我腦海浮現出去年6月份討論政改的片段。不少功能組別議員感覺自己被誤解，並且不倦地「重申」：立法會內工商專業界別的代表有其特殊政治「貢獻」，說那其實是「功能」而非「特權」。又例如，面對「地產霸權」的批評，地產財團也賣力地「重申」房地產如何創造了國民經濟收入，自己又怎樣的不吝慈善與捐獻云云。可是，時代到底不同了，這不是一番重申可以了得，而唐司長、議員和財團也不該指望，重申舊答案可以解決新問題。
不過是30年前，如唐司長般的官商合作論並未引起太大反對。80年代，中方為了平穩過渡而拉攏資本家階層，延續了殖民地的不平等政經格局，讓我援引前新華社 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話：「未來的港人治港 ，其性質是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所謂「資產階級為主體」，意味著信奉一種先後次序，先維護資本家階層的利益，然後香港自然得益，而資本家也會同樣為了自己而維護這裏的繁榮。按照這種港人治港思路，回歸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設計、第一任特首和唐先生的商界出身本身、大財團優先於「各階層」的治港邏輯，以至後來的胡錦濤 與李嘉誠 握手，一切都那麼理所當然，是「合作」而非「勾結」。但是，老調能重彈多久？
不再是未醒覺的殖民都會
另一方面，面對公民社會的壯大，唐司長竟製造起政治恐慌來，這是在傷囗上撒鹽。五、六十年代，多少中國人是因國內的極端政治鬥爭而避走香港，從而對政治的一切感覺既懼且厭。六七暴動後，情况猶甚。其時，殖民政府和保守勢力，更「積極地」利用暴動後的餘悸壓抑正在迅速成長的70年代公民社會（包括：1968年中文運動、1971年的七七維園大示威、1973年的教師大罷課與反貪污捉葛柏等）。那時候，社會運動莫不頂著社會裏上上下下的政治恐懼。撫今追昔，唐司長，在你口裏吐出流血暴力的妄語之前，你有否想過，曾經有多少香港人因這般恐懼而疏離於公共生活？跟政事保持距離？你又是否知道這數十年來，要經歷多少「恐懼、突破恐懼、行動、打壓、再行動」的循環，才使香港的公民社會能從恐懼和無力之中成長起來？
今天，乘著前人的努力，再結合近十年公民社會運動在意識和方法方面的突破，我城不再容易被恐慌壓倒；唐先生所管治的，也不再是個對政治充滿恐懼和未醒覺於地產霸權的殖民都會。唐先生的失言告訴我們，任從政者怎樣渾身霸氣，但若迴避時代的分叉囗，鑽進的只能是死胡同。
2011年1月22日@ 明報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