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前瞧見「不能斷裂的歷史脈絡：我們為甚麼要保護荷李活道中央書院遺址」一文，促發我寫一篇文章反省幾年前咱一夥人曾做過的事情。

背景：

台灣於日據時期興建的許多日本官舍，在戰後都由國民政府所接收，並分配給不同的政府機關充當宿舍或辦公室。由於官僚體制的不良積習，許多屬於身份制分配性質的宿舍，其居住情況越來越混亂，許多宿舍都由非權利人寄住；官舍具有不同的等級大小，居住人可能是一般公務員、國立大學教授，或者大官。由於居住人不具有產權，因此無法大規模改建與修繕，再加上位於國家機器末端，一旦沒有仔細清算，很多宿舍都淪為空屋。但也正因為這個混亂的分配狀態，使得二零零零年前後的台北市中心，仍然存在千幢日式老宅，在擁擠的市區替城市增添低密度的空間，也保留了城市記憶，甚至是文學創作的絕佳場景。

除了市中心大規模的、各種不同形式及等級的日式宿舍之外，戰後國民政府時期為了解決市中心即將過於擁擠的人口密度，因此將台北市都市計畫範圍擴及陽明山，陽明山的部分土地租予美國軍事援助團、大使館。當時美軍也興建大量不同形式的美式住宅，使得整的陽明山山仔后地區早在五零年代就以現代都市計畫的配置方式成形，後期中美斷交，部分建物移轉到後來的美國在台協會以外，分別也轉移到經建會等政府機構，山仔后地區地權的混亂也逐漸成形。二零零四年前後，台灣銀行打算大批販售陽明山美軍宿舍的時期，山上仍存有百幢的美軍宿舍。不過就在台銀宣稱其產權之際，山仔后地區早年土地取得之不當的問題也浮出檯面。

日式宿舍與美軍宿舍都遭到同樣的販售危機。為了再次帶動台灣經濟，並有效與自由化趨勢接合，台灣政府於二零零二年召集民間金融、不動產機構人士，在「國有財產局」之外另組「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一成立就積極推動諸如：「國家資產經營管理一元化執行要點」及「國有公用閒置、低度利用及被占用不動產加強處理方案」等措施。除了直接因應當年高達二兆九千億台幣的政府負債以外，我們應將之視為民間商業菁英與政治菁英，共同滾動政府資產私有化及整體措施自由化的推手，在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浪潮中，它最直接觸及的議題之一就是廣泛的公有物業的土地販售，就連許多主流論述也注意到，一次賣斷的方式對於政府負債僅能救急無法根除。

由國產局及委員會共同促成的販售國有土地政策中特別強調，一旦產權所屬機關不處理、沒有新建計劃，中央政府就要回收，因此逼得各物權所屬機關機構大規模地進行建築工程、拆除低矮的房舍。到了二零零五年左右，許多市中心精華地區的國有土地則大規模賤售。關心都市發展的人應該都眼尖地看見，最精華的地區，其建物工地前，往往也伴隨著捷運工地，再者，政府「恰好」宣佈了土地增值稅的調降。諸多證據都顯示，這正是一整套的土地炒作、拉抬房市的政策。

當然，還沒有數據證明，這些土地是集中地售與幾家最大規模的建商，或者獲益了中小型建商，因此我們無法直接歸咎於政商利益勾結，但很清楚的是，由於日常消費、稅收並未調降，薪資並未增加，因此房市膨脹的過程中最大最集中的獲益者將是原本就擁有大量資產的企業、建商。土增稅調降、低價販售國有地，確實在短期內促成、帶動建築產業的一連串下游經濟，而捷運這類的重大公共工程挹注也將穩固地讓房市再持平好幾年，但是，卻絲毫無人提醒八零年代房市泡沫化的危機可能在十年之後再現，更沒有人提醒，由於政府透過低利貸款、降低買賣應負的稅來誘使市民購屋，因此每一次的經濟崩盤，受損的都是負債的購屋者，而那些於炒作過程中獲益最大的企業們、銀行家，必將獲得政府挹注納稅人的金錢，理由是為了穩固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