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在其名著《歷史研究》一書中提出了一學術理論，他認為文明常處於被外來集團的挑戰下而產生回應， 即是說面對外壓力，不同的文明會因壓力而作改變。當然，不同「體質」的文明會有截然不同的回應。譬如同樣面對西方列強入侵，廿十世紀中期的日本人作了全面性的改革，實行明治維新，而中國人則不然，卻一味強調中體西用云云。簡言之，內部變化實與外在壓力有著莫大關係。
港人在回歸初年，國家身份認同不斷提升，解放軍營開放、太空人訪問、奧運選手來港都成了一時佳話，惟近兩三年，俯仰一回，形勢竟有一八十度的轉變，港人仇內情緒高漲，自遊行由「後沙士」時代的良藥變成了文化衝突的導火線，雙非孕婦問題，地鐵進食事件，D&G事件以及簡體字標語等話題觸發了大規模的反抗情緒，套用「挑戰與回應」理論，實是其來有自，不難解釋。
二零零三年七一大遊行，號稱五十萬人上街示威，當年的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突然軟化，致令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才被迫下馬，此後北京一改回歸初年對港態度，積極在港進行「統戰活動」，方有近年「政令不出西環」的局面，北京的影響力正式浮在水面，中聯辦的基層官員更明言要在港建立第二管治階梯，部長級的幹吏更對大學的學術研究指指點點，甚至對區議會、立法會、特首選舉等均見活躍的「參與」。凡此種種，香港人的壓力感日深，深恐北京當局欲把內地管治文化帶到香港，在強大國家機器的挑戰下（不論是事實還是想像），港人必會作出激烈的回應。當前，有些人跟澳門大多數民眾一般，只得無奈接受，但有更多的市民，選擇不同情度的反抗，香港本土主義就應運而生。
然而，在目前的形勢下，大多港人卻選擇積極拒爭者仍佔小數，大多數人卻以消極方法抵抗北京的挑戰，諸如發涉在旅客而非政策，針對孕婦而非制度，衝突選擇用簡體字的市民而非對文化作反思， 此就是在特殊體質下的「挑戰與回應範式」。因香港長久在港英殖民政府的愚民管治下生活，啟蒙教育不深，加之過份商業化，欠缺人文素質，其回應多近民粹而非自由。但不論如何，梁振英同志任特區政府的頭領，也意味著親北京的強勢領導將如洪水而至，若此思維不變， 北京妄想透過干預來控制大局，那香港人的回應也只會愈來愈激烈，國民身分只會日趨澹泊，本土主義亦會更趨劇烈，他日或會走向極端的民粹主義，後果將會難以估計！
（圖為編輯所加，取自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