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顧發生在上個世紀的哈維爾與昆德拉之爭，以及那場關於政治介入的爭論的中國影響，我發現自己已經變得比從前更能同情昆德拉。我知道這麼講，一定會令一些友人失望（特別是大陸友人），他們可能會覺得我變了，甚至會批判我背叛了更加崇高的道德原則，投向犬儒與虛無。理由或者就和我們對那場斷續了二十多年的爭論的一般認識一樣簡單：哈維爾發動《七七憲章》，並且為此投獄。於他看來，在這樣一份政治宣言上頭簽名，或者聯署任何一封關於政治犯的聲明，不只能對普通百姓和當事人起到支持打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因為簽名和發聲這個動作本身就是道德的，是「活在真實當中」，是拒絕冷漠與虛矯的良心體現。而昆德拉呢？他不僅在小說裏頭諷刺一些知識份子所謂的政治介入只是自我虛榮心的放大，以及可笑的角色扮演（扮演某種無畏無懼的英雄角色）；並且還在評論文字當中置疑各種抗議遊行的效用。他甚至把各種爭取自由和正義的政治運動，一一等同於前東歐政權以革命名義所發起的大型群眾遊行，全都歸在他那個著名的概念之下──「媚俗」（Kitsch）。
我曾經深信，正如我許多朋友一樣，中國缺的正正是哈維爾這類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道德勇氣；面對一個至今仍把「說真話」當作難得美德，動不動就誇讚一位作家乃至於一個官員「敢說真話」的社會，我們難道不該都奮力地讓自己「活在真實中」嗎？相反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當年中國所掀的熱潮，則恰恰說明了中國是如何地不乏世故。好像每個人都看透了世情，都曉得空假大話就只不過是空假大話，自己雖然不信，但也不忙揭穿，甚且可以偶而配合着說上兩句。為什麼？因為說真話根本沒用；不只沒用，還要有禍，倒不如「幹點別的更有意義的『實事』」。對照起哈維爾那種立基於捷克版現象學及存在主義的實存抉擇，這類中國處世「哲學」當然是犬儒的，極有可能是懦弱的托詞而已。昆德拉作品最糟的地方，是他還為這些怯懦的托詞提供了一套似乎有點哲學基礎的保證。於是在面對一份政治文件或者一場運動的邀請時，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稱：「你別逼我表態。我既不為政權頌歌，也不會為了什麼『自由』和『人權』這些抽象的大詞鼓樂，這都是『媚俗』」。這確實是種中國更加歡迎的「後現代」取態。
徐友漁先生在當時那場論辯裏頭留下了這麼一段文章結語：「我承認，就我們目前的公民意識和道德水準而言，哈維爾的主張是要求太高了。我自己很可能做不到，但我絕不會去嘲諷和誹謗。哈維爾的出現或許使人難堪，但我寧願有這樣的提示，我不怕自己的生存狀況受到質疑或挑戰，我不屑於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找到形而上的辯解」（參見徐友漁〈昆德拉、哈維爾和我們〉）。請注意這段話的最後一句，似乎是暗示中國眾多知識份子對昆德拉的解讀只不過是「各取所需」。而在昆氏作品當中，可能還有一些也許不是那麼「形而上的」辯解，足以回應哈維爾那堂堂正正的道德要求。
我之所以變得更能同情昆德拉，就是因為多年來的見聞和經歷，終於讓我讀懂了他全盛期作品裏頭那些不太「形而上」的具體處境。比如說有這麼一位學者，他從不聯署任何政治聲明，儘管他那些時常活躍於這類運動朋友都引他為同道，而他甚至也自認是那些人的同路人。那為什麼他不參加那些會使得他更能「活在真實中」的活動呢？理由很簡單，他是少數還能在公共領域發表某類見解，還能在校園當中不受干擾地研究教學的著名教授；要是他參與了這等犯忌的事，這些空間或許就要被壓縮至無了。更別說另一位老友，一直以來默默幫助了那麼多出了事的人，替人安頓家中老小；要是他也把自己搞成了一個「出了事的人」，還有誰能做到他正在做的那些事呢？所以所有那些勇於站在大街上舉牌，敢在一份又一份聲明上頭署名的「哈維爾」，都不會斥責這兩個朋友的公開沉默，更不會認為他們因此投向了高牆，放棄了難蛋。因為在這種處境底下，我們實在難以辨明到底哪一種選擇更對，哪一邊才叫做最正確的雞蛋。
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頭的托馬斯，他曾經面對過兩次簽名的邀請。第一次是捷克秘密警察要求他在收回一篇攻擊政府的文章上的聲明署字，他拒絕了，於是他從一個聲名卓著的外科醫生變成了一個走在大街上的清潔工。又由於他那篇有名的文章，和他抗拒政府要求所導致的下場，所以他在異見者圈子裏頭大概算個有名的好漢。然後他那傾向這個圈子的兒子，與一個因為「布拉格之春」被清洗出去的報社記者，就跑過來找他簽第二次名了。這回他們要他簽的是份請願書，呼籲當局赦免一位政治犯。出乎他們意料，他這次居然也拒絕了。他不只拒絕，還要說這麼做的意義，遠遠比不上他的女友特麗莎在雪地中救出一隻被活埋的烏鴉。
更讓勇敢雞蛋擁護者生氣的，是托馬斯居然在書中另一處反省當年為什麼不乾脆配合政府。公開收回自己說過的言論固然可恥，並且助長了政權散佈恐懼的力量；但繼續做個外科大夫，卻可以救活更多的人命呀，更何況他在這個專業裏面是個那麼優秀的國手。到底是該保存自我的尊嚴，還是要救治更多的生命？誰能肯定選擇前者不是勇敢而是自私？誰能判斷選擇後者不是慈悲而是懦弱？這就是托馬斯曾經面對過的抉擇了。這種抉擇絕對不像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雞蛋與高牆那麼簡單，那麼壯美，那麼地判然二分，是非分明。我認為村上春樹這個著名比喻，在昆德拉所描繪的這種處境當中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難道做個不反抗政府，但能救人無算的決定，就是該被辱罵地站在高牆那一邊嗎？昆德拉關於托馬斯這兩次選擇的描寫，甚至抵銷掉了過去中國知識份子對他過度簡化的犬儒版理解。因為他為托馬斯提供的是一個只會發生在威權社會的境遇，一個不正常的選擇，一種任何中國知識份子都該能同情理解的兩難局面。一個人在正常的情況下，根本用不着在是要批評政府還是要當個醫生之中下決定。難道不是嗎？為什麼一個醫生不能在報紙批判政府？為什麼一個人要是不公開收回自己的政治評論，就必須要放棄自己的事業？無論托馬斯的抉擇如何，身為讀者，我都很難評斷他的對錯。因為只有在他那種異常的境況底下，才會產生這麼古怪的抉擇，才會有在還想不想當個醫生的問題上分出是非的必要。
能夠在雞蛋與高牆之間毫不猶豫地站在雞蛋那邊，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為會面對這個抉擇，就表示你還沒進到昆德拉筆下的那種處境，你還在是非對錯，勇敢和怯懦仍算分得清楚的世界。今天的香港暫時還是幸福的，只不過我感到這種運氣不會長久。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