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2007年5月16日《明報》「世紀‧我的十年」)
回歸十周年在即，編輯來電約稿，寫寫十年來的變化與感受。放下電話，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十年前，我們都在做什麼？
記得回歸之前，大家討論得最多的問題之一是：香港的社會/政治制度、文化價值以至生活方式，隨着政權更替，會否改變？還記得回歸當晚，跟友人在會展場外附近等待倒數，由於沒有帶備任何收音機或手提電視，政權移交儀式的現場情况，我們在場外是既看不見，也聽不到的。但奇怪的是，當我手上與心裏的指針指向凌晨十二時，隨着天上炸過稀爛的煙花，四周卻好像有點不一樣了。表面上，一切都沒有明顯的改變，但事物卻彷彿有點不一樣了，至於那是什麼，當時卻始終說不上來。也許是對於未知的恐懼，但我總相信人擁有一種強大的直覺能力，能夠先於理智的洞悉先機。
事實上，在後殖民的年代，殖民的魅魑魍魎，從來沒有真正的消失，又或者，更準確的說，殖民還沒有變成魅魑魍魎。回歸了，殖民的文化與政治邏輯，並沒有消失，而是變得愈來愈光天化日（董下曾上是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但與此同時，在國族論述的遮蔽下，殖民問題又比回歸以前更加隱閉。一切都沒有明顯的改變，因為一切都在變本加厲，但一切又彷彿還無法言說，還無法說得清，直至去年的天星運動。
如果要談個人在過去十年最大的改變，我想是身分認同意識的真正誕生。記得回歸之前，所謂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往往是建基於對時間（未來）的恐懼，市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還沒有受到根本的挑戰，在資本主義與功能組別化社會的運作邏輯下，社會無可避免地處於零散化的狀態，而所謂「集體」身分認同，說到底都是虛的。但十年下來，殖民與資本的共謀，由暗室裏的扯貓尾到光天化日下的手牽手，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與秩序，已在不知不覺間被一點一點的蠶食掉。生活的「空間」被蠶食，身分認同意識才焉然誕生，身分本身才成為一個問題，而且所謂身分問題不再來自（一個假想中的）外部，而是來自香港社會的內部（矛盾）。於是，原本孤零零的個體上街，然後發現了彼此，並嘗試尋找一種可以把當下現狀說清的共享語彙。
十年過去了，一切都沒有明顯的改變，但事物卻彷彿有點不一樣了：「在同一個世界同一路上/你遇上另一個人/你們選擇進同一間餐館/點同樣的菜喝同樣的飲料/你發現他說着同樣的話/做着同樣的小動作同樣的停頓/但你總覺得有點不一樣/當一切都彷彿沒有什麼不同/你進入了另一個世界/變成了另一個人」（《另一個人》）這世界真的沒有改變嗎？其實這世界早已改變了。讓我們等待下一個十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