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江瑋／街工執委
還有不足兩年，就是五四運動一百年，而時代洪流的退潮，思想文明的反動，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港兩地，也差不多退回了那個年代。諷刺的是，五四運動正是中國共產黨的萌芽起源。新文化運動曾經解開的思想束縛，已經變成今日中港兩地的禁忌。新文化運動所引進的，正是西方社會的文化核心：「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曾被視為中國的「啟蒙運動」，百年後的今天，民主已成為中共的禁忌，而科學精神的根本——思想自由和求真精神，也被摧毁得八八九九，「十九大」後習近平君臨天下，中國封建也完成復辟。
香港十間大學校長的聯合聲明，不只震驚我的同溫層，更是向香港社會投下核彈，不斷幅射向每一個思想文化領域。這個聲明的目的，在十大校長和其支持者的角度，是一個棄車保帥的「止蝕」行為，希望能夠抵擋借「港獨」議題，乘勢進攻大學自主領域的攻勢。他們認為譴責所謂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表態反港獨效忠基本法，就能保住現有的空間；他們不是天真無知，就是鴕鳥可笑。然而更可笑的是我們，曾經對他們懷有期望。中國封建文化復辟的「歪風」，借「反港獨」之名登陸香港，梁振英算是完成了黨交給他的任務。
這次十大校長「反港獨」保「言論自由」的事件，和律政司對「東北13人案」及「公民廣場3子案」的刑期覆核事件中，上訴庭法官和大律師公會「反歪風」保「法治」，何其相似。從真心膠的角度出發，十大校長可能真心相信「言論自由」的界限在於不能違反基本法，大律師石永泰、法官楊振權等，以及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都可能真心相信，刑期覆核事件沒有政治因素（原話是「法外因素」）。如果回到普通人的思維，這是一次法律專業和大學教育領導階層的投降，從此，法治（漸漸）變成工具，言論自由受制於基本法。
我在另一篇文章裡曾經提及，新一屆政府和建制派清算雨傘運動有三部曲：DQ議員、刑期覆核、消滅戴耀廷教授，這也是北大人以至西環幫的治港方略之一。DQ議員是為了打破立法會的僵持局面，方便更改遊戲規則，最終消解議會的政治能量和認受性；刑期覆核是為了重判示威者，恐嚇年青人及大大增加反抗成本，貫切治亂世用重典的方針；而消滅戴耀庭則為了消滅土生土長那一批社會精英和專業人士的反抗圖騰，直接摧毁他們反抗的信心。顯然，手段不只一招而是套拳，處處出擊招招狠辣，但更可悲的是，這些社會精英比想像中軟弱，圖騰仍然在誓死反抗的同時，他們已經在沉默中選擇放棄，但求苟且殘存。或許不能太過責怪他們，因為在主權移交的後過渡期，借回歸學民主的實踐場域，那個「半民主」、「虛擬自由主義」的空間裡面，其實他們只學習過「反叛」，而從來未有真正反抗過。
十大校長的聯合聲明，最大的破壞性，不在於為言論自由設限，而在於限制竟然與基本法掛鈎。眾所周知，言論自由並非毫無約束全無限制，最少法律上有誹謗罪，道德上也禁止人身攻擊（和「禍不及妻兒」），否則自有輿論和刑責的代價加諸其身。但今次的聲明，以「反港獨」為橋樑，將「言論自由」與「基本法」掛鈎，徹底將大學崇尚自由和思想獨立的精神付諸一炬。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上承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和「主權在民」，下啟華人社會中高等學府的獨立思考、學術自由之風，作為香港十間大學的校長，不單沒有盡守護之責，反而主動為大學校園套上思想金剛箍，將大學這個本應培育自由公民意識的地方，改造為生產順民的工廠，並且光明正大地確認以言入罪之合理性，提前「教育」學生言論主張都不能逾越基本法，為大學推行國民教育推進一大步。
主權在民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憲法更應該是人民授權，但可悲的是，基本法這部香港的小憲法卻沒有香港人的參與和授權，而十間大學校長的聯合聲明正要告訴我們，香港人其實就連討論這部小憲法的權利也沒有。今日不能討論港獨，明天是否不能討論「真普選」，後天會否就不能討論「量入為出」的原則？自人大「八三一」落閘後，香港這幾年的經歷已經清楚說明，再荒謬的猜測都有可能成為事實。對於十大校長的聲明，如果我們選擇沉默，那麼香港的沉淪甚或死亡，我們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反港獨從來都是假命題，收緊自由的空間，馴化青年人和反叛的社會精英才是真正目的。
王元化先生曾說，五四精神不是「民主和科學」，而是「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百年之後的今天，中共聞獨立而色變，畏自由如猛虎，由新文化而生的中共，最終卻對其精神全盤否定，百年中國，結果悲劇一場。如果不想百年香港變成另一場鬧劇，拒絕沉默就是最基本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