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0年代，中國的李自成率領農民軍隊攻陷北京、旋即敗亡，由滿清接力其易姓革命；同一時期，英國新貴族的國會與英皇的衝突正酣，激發出第一代平民民主派，即「平等派」（the levelers），他們不是為易姓革命而戰，而是為普選權。平等派想不到自己的綱領要等200年才由工運接手、再奮鬥大半世紀才成功，更料不到這場民主接力賽很快輪到中國。
五四是啓蒙
在歐洲，後來被稱爲「現代性」的東西，從開始便是多面向的：它既是經濟革命和工業革命，又是科學與人文上的革命；它既是由布爾喬亞這個新階級領導，但他們向封建制開火，又刺激了平民民主派的冒起。這個多元競逐的歐洲現代性，也形塑了世界其他後進國，包括中國。五四、六四和傘運，如果放進這樣一個歷史框架看，會看出很多東西。
這三場民主運動，雖然最初都由少數仁人志士發起，但它們之所以如此震動，卻是因爲無名群衆忽然擺脫平日的卑微心理，義憤填膺自發介入歷史發展。而激發這種正義感的，是陳獨秀稱之爲「德賽」（民主和科學）兩位。
五四是中國第一場具有現代性的民主運動。辛亥革命名義上是共和革命，但革命黨人只想策動新軍叛變，啓蒙民衆參政不是主調。後來召開的國會選舉，也嚴限於有產階級，全國人口只有4-6%獲得選舉權。(1)所以這是平民缺席的共和革命。但排斥了大衆，基礎也太薄弱，所以上層的共和終於讓位於更上層的軍閥。時人有詩諷之：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余英時教授在《文藝復興乎？啓蒙運動乎》一文，說「五四既非中國的文藝復興，亦非中國的啟蒙運動」，理由是歐洲文藝復興和啓蒙「歷經好幾世紀才得以綻放的內在發展與成長」，而五四只是中國人向歐洲進行一次「文化援借」。(2)但文化這回事，從來都是互相學習的，無所謂絕對的「内生還是外鑠」。從所謂地理大發現、世界市場的開拓開始，各後進國都被迫適應和趕上先進國。關鍵是中國人學得多好，能否青出於藍。周國平在《中國人缺少什麽》一書，嘆息嚴復譯述穆勒的《論自由》，原作中自由具有「内在價值」這個核心不見了。(3)然而，五四已大不相同。新文化運動的健將比嚴復時代又上升一個臺階。其所鼓吹的個性覺醒、家庭革命、批孔、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民主與科學等等，叠加為百尺巨潮把中世紀價值觀橫掃一番。
實踐出德賽
五四未竟全功，於是包遵信認爲是由於陳獨秀等主將很快投身政治和革命，「啓蒙趨服於政治，最後被政治扭曲了，淹沒了。…啓蒙…沒能完成自我精神的超越」，「沒有進入理性思辨的王國」。(4)
這樣講好像是陳獨秀等人出於偏好而選擇政治似的。其實《新青年》開始時不想談政治。1917年有人質疑《新青年》為什麼開始談政治，陳獨秀回答：他痛恨「政治造成無窮之罪惡」，所以「本誌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5)
但參與政治，不就壓倒啓蒙、自由與民主？一年後，他再為文《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解釋他的政治與衆不同：「第一，當排斥武力政治…武人不守法律為惡因中之根本惡因。…第二，當抛棄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6)這是民主奮鬥的政治，是群衆通過自己的行動去啓蒙自己。它如果帶來革命，也是民主革命，這和啓蒙不對立。
古典自由主義本是主張民主革命的，包括洛克。但積極實踐革命啓蒙的，是比他們激進的平等派。平等派不滿意克倫威爾的共和國排斥平民，其領袖芮因波格(Rainborough)在談判會議發表演説，他比洛克更早發揮了現代民主觀：「我認為英國最窮的人同最偉大的人一樣有活要過，所以，先生們，我認為一個人若要在政府統治下過活，這個政府首先要求得他的同意。」否則英國最窮的人都不受政府約束。(7)這位革命軍官的言行，正是把啓蒙、民主和革命結合起來。啓蒙，非只有知識精英教導大衆一面。群衆也在自學，既從書本也從實踐學習民主與科學。後來工業革命催生現代工人階級，當馬克思第一次碰見當時的工運活動者的時候，就深為「他們的知識欲、精神力量和不倦地追求精神發展的渴望」所感動。(8)
現代民主工運
五四的另一層意義，是它刺激起中國第一代工運。這歸因現代化的另一面向。文化的作用很重要，但往往是「潤物細無聲」。經濟和技術及軍事革命，則有如疾風驟雨。1840年以來，中國是「既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於其不發展」。(9)但1914年世界大戰，歐洲的工業生產都用來打仗，給中國發展自己的工業和市場的好機會。
短短十年，工業無產階級就成倍地增加。只差一點星火，這些人就會爆發怒火。五四就是這點星火。然後1925年上海五卅運動（因日資工廠槍殺工人顧正紅而起）變成革命了。工運蔓延全國，香港則發起針對殖民政府的長達一年零4個月的大罷工，封鎖香港進出口，香港成爲死港、臭港（因爲清潔工也罷工）。時任香港總督金文泰指責罷工工人是「無秩序和無政府之徒」，向代表文明的英國進攻。其實撤退囘廣州的25萬工人，其罷工委員會正在實行自治，井然有序地為工人提供食宿，管理一間醫院和17間學校，更組織糾察隊貫徹對香港的封鎖。(10)他們不是義和團。
大革命失敗了，北伐所伐出來的，是蔣介石獨裁。撇開每一個轉折點的決策對錯，從根本來説，畢竟當時工人階級數量太少，成功本不易，再經歷失敗就要更多時間復完。但世界形勢不給他們時間。「現代性」這個東西，從頭起也有其陰暗面，就是殖民主義和戰爭，就是「老師打學生」（先進國侵略後進國）。很快日本全面侵華，沿海工業重鎮淪陷。工運更爲不振。
秦漢體制現代化及其矛盾
1949年中共立國，雖稱代表勞動人民，卻對工運防範最嚴，更清洗勞動部/工會内比較開明的領導如賴若愚和李立三。越到後來，越表明中共版本的「現代化」，旨在刪除「現代性」其他好東西：啓蒙理性、自由、平等和民主、多元性、各種社會運動等等，只留下中體西用，船堅炮利，兩彈一星。人權，包括勞動人權，都可隨便犧牲。流毒至今，可從北京大學出版社每年出版的《現代化報告》看出：它涵蓋各業各方面，獨無政治現代化。毛澤東不過是成功了的、又用現代科技武裝起來的李自成和洪秀全而已。
但毛澤東又不只是李洪。他爲超英趕美而搞大躍進，固然證明他沒有現代化知識，卻客觀上又促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所以也在促進大學教育和工人階級的發展。到了1989年，中國人的文化水平今非昔比，而大學生及產業工人數量也空前。這些新世代越來越看出「秦漢體制現代化」的缺陷。這是1989年5-6月間上百萬人民出來支持學生罷課的原因。八九民運的歷史意義是人民第一次自發地以最强烈的公民不服從，向慈禧式現代化投反對票。工人聯合會貼出許多大字報，號召「摧毀專制和獨裁，推進國家民主化」，或者建議學生如果要爭取民衆就「不要空洞地喊要求民主」，而是要聯係到普羅大衆如何被當官的剝削。(11)雖然民運失敗，其遺書卻刺激了香港民主運動從少數人變成群衆性的運動。傘運不過是「第一次推動」後的第二波而已。民主長征歷經一二百年本尋常。學者陳方正便以土耳其爲例指出：它毗鄰歐洲，與之接觸遠早於中國，但土國之現代化和民主化歷經兩個世紀，還在路途中呢。(12)歷史無所謂定向朝民主進展之理，所以歷史目的論是錯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sation theory）也很多漏洞。因爲歷史發展是各種活的社會力量互相較量的結果，所以結果難料。但這各種力量，又必然包括民主力量，且它隨現代化而加强。關鍵的只是你站哪邊。
六四又過了卅年。今日一片悲觀籠罩大地。學者資中筠曾嘆息，今日中國，「上層還是慈禧，下層還是義和團」。(13)確實，有慈禧，就會有義和團。但中國不只兩件東西。秦漢現代化計劃本身就是最大矛盾：它越成功就越創造出自己不能控制的現代化力量。它最近全面清剿左翼學生和勞工組織，正因爲他們最害怕大學生和雇員階級，最害怕五四重演。但人若有最怕，豈非正是其Achilles’ heel？
註：
1 《劍橋中華民國史》，費正清，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部，1991，235頁。
2 載於《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啓蒙運動》，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16頁。
3 《中國人缺少什麽》,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342頁。
4 《未完成的“涅槃”—對“五四”的反思》，載《五四與現代中國—五四新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127-8頁。陳方正在《大逆轉與新思潮—五四、啓蒙與現代化探索》回答余英時，說孟德斯鳩和伏爾泰亦非純然法國產物，他們都深受英國影響。見43頁。
5 《答顧克剛》，載《陳獨秀文章選編》，三聯書店，1984，225頁。
6載《陳獨秀文章選編》，三聯書店，1984，268-270頁。
7 The English Levellers, Edited by Andrew Shar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reproduced by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p.103.
8《馬克思傳》，梅林，人民出版社，1972，133頁。
9 《資本論》第一版序言，法文版第一卷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3頁。
10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Harold R. Isaacs,2010, Haymarket, Chicago, p.57-8. 中譯本：《中國革命的悲劇》，伊羅生，東亞叢書，1973，香港，128-9頁。中譯有網上版。
11 《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十月評論社，香港，1989，30及33頁。
12 《大逆轉與新思潮—五四、啓蒙與現代化探索》中有關土耳其的幾章，中華書局，香港，2018.
13 《在習大大與民主黨派“共識”座談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