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時，我和許多台灣朋友一樣，最困惑的詞就是「左膠」一詞。我觀察「左膠」的稱呼與「反左膠」的行動，似乎是從中港矛盾而起。扣人左膠或大中華膠者，往往是批評運動者在中港矛盾議題上，例如移民，高舉人權而不顧香港人優先；在民主政改上，只在乎中國民主而不顧香港文明。
然而，表面上看似的港中對立、以及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的對立，其結構性的問題是中國政治介入越來越多，社會上經濟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在經歷多次遊行或集會後，普世價值與自由民主似乎只是政治口號，無法回應香港群眾對政治與經濟的不滿，而所謂捍衛本土的反左膠，也是這種狀態下出現的回應之一。
「左膠」作為空洞能指
只是，這樣的回應，將香港群眾不滿的情緒轉移日常生活遇到的大陸人或大陸移民的質素、放大彼此之間的資源分配衝突（例如生活空間），並藉著標誌出誰是「左膠」，為自己的不滿找人追數。其效應，弔詭地把不滿的力量，從政客與資本財團等問題根源，轉向了一般人和許多默默耕耘付出的社運工作者。
近來，更隨著各種抗爭上升（例如新界東北抗爭），「左膠」越來越顯現其作為一種空洞能指，用來打擊跟自己路線有異的人。例如，此時要不要撤、要不要佔領等，都應該是運動行動策略的考量，關鍵在於針對形勢判斷達成民主共識，做出決策，左不左膠不是個問題。但是現在「左膠」成為面對運動差異下自己不滿情緒的方便出口，或甚至作為政治修辭，以標籤的方式來消除群眾的對話空間，迴避對前述核心問題的思考與判斷。
當然，這種扣帽子的政治修辭，固然是有心人在運動抽水，撈取政治利益，但對於我們參與群眾來說，今天我們貼人標籤，但標籤本身究竟具體指涉什麼？貼標籤的言語行為又是什麼意思？除了找個對象宣洩不滿情緒，到底推進了運動多少？我們又實踐了怎麼樣的民主呢？
惡的平庸性
不少香港朋友都表示，好久沒看到香港人這麼團結，彼此雖然不相識，卻可以信任對方，自發地組織起來，一起討論政治，一起分享經驗，這是香港今次運動（或有人稱之為革命）最寶貴的地方。縱然面對中共政權前途茫茫，組織過程仍有些問題，但也打開了群眾自發參與政治的空間、以及試驗如何結合日常生活來實踐民主，旺角街邊的阿叔阿嬸，都能自在地在彌敦道上，侃侃而談他們對時局的看法與香港民主未來的想像。從群眾規模與自發組織的程度，都比起台灣先前反對服務貿易的318運動，來得大、來得好、也多了更多考驗。無論運動最後爭取的政改結果如何，這段經驗都應該維持下去。
然而，如果群眾的自發性只剩下「你不代表我、我不代表你」，任何差異都被扣上「左膠」的帽子或毫無理據地被批評為阻礙運動，拋除差異、拒絕思考與對話，連形成共識與組織都變得不需要，遑論無話語權的少數更無空間說話，那麼我們所追求的民主社會，是不是只會流於制度的形式，而社會文化也變成一種為反而反的民粹反智文化？
街邊一張張阿倫特「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的海報就是很好的提醒。該句英文更準確的翻譯，應為「惡的平庸性」。其意義不是在於我們一直標籤出反佔中者、警察或政府的平庸，進而指出他們的惡，反而運動以來街邊的一些反左膠海報與網路謾罵，諷刺地正是阿倫特所批評的：惡不是特定人或特定平庸才惡，惡是以平庸性來遂行其惡，平庸性即積極服從權威而無能思考，警察或官僚政府只是當中的一部分而已，但拒絕思考才是扼殺群眾自發性的惡。
台灣的前車之鑑
相信不少香港朋友或多或少都知道台灣民主化的問題。權貴依舊把持代議政治、選出來的總統缺乏好的監督，仍舊出現陳水扁馬英九之流。過去很多年，縱然有客觀的兩岸問題因素，但政客在台灣內部操弄的統獨與族群矛盾對立，不僅破壞了民間彼此互信與對話的基礎，更往往變成許多政治與社會上不公義、不民主事件的煙霧彈。
佔領區「勿忘初衷」的標語，其背後意義應以台灣為前車之鑑，提醒每個參與者思考自己要爭取的民主是什麼。民主之路的鬥爭漫長，長遠而言所面臨的考驗，或許不是如何面對禮義廉政府的出招，從中爭取到落實公民提名、撤銷功能組別等政改訴求，反而是我們如何一起維持運動中群眾的自發性，建立對話、打開理解彼此差異的空間，自下而上組織建立民主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