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0學運連線 20151223重點播報
周永康、岑敖暉
【一國大於兩制】
2200-2230
周：這陣子陳淨心來篤了很多藝人，今天篤了林夕是《問誰未發聲》的填詞人，但其實這首歌不是林夕寫的。
岑：篤背脊這概念頗搞笑，是否她和不知甚麼人說這些藝人反中亂港，不要讓他們到大陸演出？
周：是的，有一說法是她篤這些藝人令到這些藝人無法在大陸演出，另一個說法是這些藝人根本沒說要出演然後陳就馬後炮地說是她做成的。
岑：這些藝人的一些在大陸很有爭議性的言論一向被瘋傳，何需陳篤背脊？要不要也篤黃秋生、何韻詩？
周：黃秋生已被封殺，也許你很久沒讀新聞了，近來有個黃秋生的專訪，他說自從他去年模稜兩可地說反對警方暴力鎮壓後，他在大陸就接不到job。
岑：我想起陳百祥不知道誰是饒戈平。饒是人大831落閘其中一個重要的推手，是北京處理香港基本法或政改問題其中一個重要人物。
周：今天中午，CY去了北京述職，被網媒發現在一個官方交流場合，座位安排方式不同了。通常兩個是並排坐的，網媒發現一三、一四年是這種形式，今次則全部坐在主席桌，CY不再坐在主席旁而是坐在開會的官員的桌。北京的說法是這安排是為更好體現憲法及基本法關於中央及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規定，以及行政長官作為行政區及特區首長如何向中央負責要求讓它更規範、莊重。這可見（中央）在鋪墊著「一國大於兩制」，兩制不再能於一國爭奪話語權或政制、權力安排，特首臣服於北京官員下，要聽從其指示。
岑：我想北京發出這訊息是香港是臣服於北京，這梁振英一直很想做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可以名留青史，他這舉真的為香港「創造歷史」。八十年代後，無論是中英談判還是之後香港和中國的領導人的見面，都像是我和周永康般，兩張椅子是並排的，而不是有上或下之分。今次他成功地透過正式會面，將香港打造成中國政府支配的其中一個城市。我相信，以往地位對等的待遇，是因為香港的經濟地位，八零、九零年代，中國的經濟很需要發展，那時香港是頗發達的資本主義城市，香港對於中國大陸有強烈的經濟意義。到今時今日，這意義還在嗎？
其實除了排位外，我覺得一個值得探討的蛛絲馬跡是，李克強提出如何將香港納入中國的十三五規劃中，令香港的發展配合中國的高速發展。這顯示它透過經濟規劃或經濟融合，將香港的經濟地位大幅降低。這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情。佔中前後都有一個論調，中國不夠膽郁香港，因為香港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支柱。但中國很大力投資一帶一路，在這些投資中其實可以慢慢見到，香港的地位越來越被邊緣化，對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細。傘運那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原本訂於十月於香港舉行，但四月時改為於北京舉行，當時很多人視之為北京對於香港的警告。看一帶一路的規劃，有很多西北部、上海等的角色，但香港是二、三線角色，而這計劃對於中國能夠穩定發展是重要的，它是類似在亞洲搞一個世貿，被外界視為中國對沖美國的TPP的手段。從中國大的發展藍圖，其實某程度上可能（北京）默許梁振英搞亂香港，因為無論（香港）經濟搞得好不好，對北京都不重要，這也可以作為分析梁振英能否連任的理由。
【香港角色的轉變】
2230-2300
周：我近來讀這本《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張家偉著。張是南早的政治版編輯，內裡很多史料很有趣，可對讀二戰後四十年代到今天，香港對於北京或戰略位置。二戰後，中國大陸認為香港有戰略位置，大家可能還記得「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六零年時北京說的。今天，香港好像淪落成棄子，當中的變化是甚麼？從數據看，六十年代的外匯數據，北京每年由香港賺取約二億英磅的外匯，佔中國大陸整體外匯收入的三分一。大陸當局也說香港除了是情報城市也需要通過她吸收外資。世界政治版圖，中國大陸對於香港如何和英美周旋也有很多計量。一九五四年時，（中國）希望推動中英關係，爭取和平合作，周恩來的外交政策希望透過籠絡某些西方國家，例如英國，去揭示她和美國之間的矛循，結成統一陣線。二戰時中英是盟友，二戰後大陸政府也有其盤算，透過香港做些大國之間的政治角力。
另一本書《1967：國際視野的反思》，沈旭暉編，裡面寫道美國當時對香港若即若離，想透過香港籠絡中國大陸，聯中國抗蘇俄。六七暴動後，左派陣營一度沉寂，八十年代開始重拾政治資本，至今天將其「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中要利用的部份挖得乾乾淨淨後就（將香港）變得可有可無的狀態。
岑：「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可視為中國對歐美國家的角力。到現在為止，香港仍處於西方世界和中國的角力的夾縫，代表著當時香港對於歐美國家的戰略意義是中國鄰近的殖民地，她們可透過香港對中國做不同的戰略部署，包括經濟上的過來。中國政府對於香港的利用其實和歐美國家差不多，例如情報或功能上的東西，例如外匯結算。很多人說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我們看歷史，一九四九年，軍隊都到深圳河了，但共產黨攔著軍隊不要收回香港，明顯這有個戰略考慮，如何利用香港捉這盤棋，可見「大家都是中國人」這種國族論述其實只是拿來包裝，實際意義是香港的利用價值。
回歸後，經過CEPA和不同的經濟融合政策，可見香港現在的前路有些不明朗，以過香港有輕工業，八零年代北上，轉型為旅遊業為主的城市，慢慢變得越來越依賴中國大陸。一帶一路，中國政府的規劃版圖中，香港的角色較少，但李慧琼當選民建聯後帶隊上北京，當時她說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是如何令香港在一帶一路中有更大的角色，好像在求北京。現在香港面對經濟前路及產業結構問題，是否仍要完全依賴北京政府或四大產業，會否被北京捏著香港的大水喉，但香港的議價能力相對較低。
周：對比六、七十年代，香港某些部份很自主，某些部份在那時已開始依賴大陸，只是那些依賴不全是壟斷性質。一九六十年代時，周恩來分析過中國來往物品的數據，八十年代時，70%的日用品及90%的副食品都是大陸供應，如果搞大罷工，日本商人就會佔領這些市場，國民黨也會趁機擴大其地盤。在很早時，香港和大陸在日用品上有密切的來往，但當時市場並非壟斷而是有很多派系。換成今天，香港有沒有其他投資者或小商家可以承托到，現在注資香港的資金撤走的話，是否可維持到，現在似乎是惡性循環。另一方面，香港那時的紡織業或塑膠業在國際市場是頭三名，已承托到香港的經濟需要，香港其中一個成功來源是靠大陸移民，特別是上海的有錢人來香港後，帶來技術及資金，在香港設廠，令香港的手工業發展蓬勃。
由梁振英上京到李慧琼上京，今天的左派上京，劉銳紹有個說法，今天熱衷上京的人，八十年代時都狂鬧北京政府，對回歸很不安，但八十年代中開始靠邊站，「忽然愛國」。今天大陸對香港有很多統戰，愛國陣營擴大了，但裡面似乎有很多利益衝突。四十至七十年代，左派幫工人做了很多事，搞工會組織，六七之前香港沒甚麼勞工保障法。劉覺得當時大家因為理念做事，今天是否還是這樣？今天大家對民建聯和工聯會很多質疑，其他如自由黨、功能組別，是否會甘心為大局犧牲利益，似乎他們沒有價值觀會令他們走這一步。
岑：政府能否維持其管治，能否不開放民主，視乎管治聯盟是否硬淨。歷史上有兩個對比，一個是管治聯盟頂得住所以獨裁政府沒有倒下，另一個則相反，這兩個國家分別是八、九十年代的菲律賓及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在九七年時有很嚴重的金融風暴，當時政府有很大的管治危機，最後它和管治集團的核心令到資本家或精英沒有投入反對派的陣營，所以甚威權政府才能得以維持。香港的管治聯盟似乎很脆弱，將不同（建制）黨派綁在一起的似乎是不同的利益：議會、政治、經濟上的利益。當到重要危機，這些鬆散的集團能否還被這些政治或經濟綁在一起，從而令政府繼續管治？可能未必可以。
【中國在國際格局的盤算】
2300-2330
周：剛才岑敖暉說現在香港的管治聯盟很鬆散，全是因利益而結合。六七時，港英政府也面對政治危機，但她之後做了很多改革，是之前有很多阻撓的。六七是因為勞資糾紛引起的，當時有經濟泡沫的跡象，左派利用這些空檔引爆社會情緒。當時政府知道若不進行社會改革會爆煲的，但當時做不到，根據近年英國官方披露的文件，原來當年商界有很大的反對聲音，這情況下，港英政府無法推行改革。當然我不是美化港英政府的管治，但當時確有這些角力。港英政府也有官員很反對社會福利。而因為六七暴動，商界全部放軟手腳，港英和保守派成立新的管治聯盟，同意推行改革。
六七之後，港英的內部檢討，其中一點是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經濟會下滑，為了令香港不會成為英國的負資產，需盡早推行全面的社會改革，令到八十年代時，英國有足夠的政治本錢和北京進行談判。六七暴動時，政府有全面檢視，於是推動很多名義上有利民生的利民政策。但今天，周永新和林鄭關於全民退保的爭端，或傘運後政府的一些人事任命，例如陳曼琪、何君堯、或馮煒光，都可見似乎現在的特區政府在大型社會事件後沒有考慮其管治能夠維持下去，或她們的判斷有很不同的地方，以至六七年後，港英有很多利民政策，但特區政府不熱衷於推動利民政策。當然當時港英一方面推利民政策，另一方面的手段依然強硬。但今天的特區政府更趨向保守而不是檢視其不足之處。
岑：我認為她們的策略這麼不同，因為她們的利益及考慮因素不同。當時港英政府推動那些政策是因為她要保著她的管治權威，對英國政府是很重要的考慮。二戰後，英國國力大不如前，如果在香港被左派推翻，對於英國的尊嚴或大國間的考慮有很大影響，為著令自己的管治更鞏固，她推出很多政策。相比傘運後的香港或北京政府，她們的考慮很不同。北京政府認為保住香港在中國的控制底下比一切事情更重要，如果讓香港民主化，對於中國的國家安全或利益有很大威脅，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主要來自一個覺得「共產黨是拯救中國最大的武器」的意識型態，但她自己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已慢慢摧毀這意識型態，所以八十年代以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主要來自其經濟表現，以及共產黨是中國國族主義可以起飛的一個重要因素，保住所謂中國人的利益，所以她會考慮領土、國家的完整，國族主義是否保持到，視乎香港能夠放在北京政府的管治下。
在這情況下，北京政府不太理會梁振英如何鬥香港人，因為她的根本利益是他能夠拉攏利益集團或透過政治制度令香港繼續處於北京的控制下，這大於香港人的反對情緒。所以她會在精英間分餅仔，例如陳曼琪、何君堯、李國章、張志剛，香港大學的學生或香港市民的想法，他們不在意，只要穩住到這些精英，他們在香港的利益就可以維持下去。
【六七年到今天的轉變】
周：就著他考慮的因素，究竟政府是否理性，還是國族意識壓倒一切？我覺得未有肯定的答案，似乎利益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但同時，意識型態也可以國族上腦，甚至做出瘋狂的鎮壓。浦志強案似乎是兩邊都有。他的很多維權很多時沒有爭議性，也不進入集體行動中，以個人身份，透過媒體槓桿，打他認為有勝算或政府有可能改革的案件。但在習近平的管治下，他也被收監。到底這是利益問題還是意識型態令到政權進行高壓鎮壓？六七年期是文革開端，那年五月至八月大陸的極左思潮已逐漸奪權，周恩來一派的既有官員相對溫和，香港的土共希望北京派解放軍來香港，鬥倒港英政權，周恩來一派則認為當時收回香港會令中國大陸在經濟及國際戰略處於不利位置。
岑：我對此有些保留，到底意識型態和利益是否有這麼大的角力？可能有一個闡釋是，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搞開放改革，這兩樣東西已合流，表面上是國族意識，但維持它不是靠共產主義而是靠經濟表現及政府面對領土爭議等時的表現。我覺得兩者間的拉扯未必這麼大。
周：是的，這應是有個轉變。六十年代時，經濟收益是個考量，但在當時的冷戰格局中，自由陣營對共產陣營的意識型態仍是主導的考慮方針，但到今天，這意識型態的對壘似乎在合流中，甚至同流合污中。
岑：中國視美國為大對手，但和冷戰時期的思維其實有點不同，那時，美國及蘇聯互視對方為對手，主因是意識型態的對壘。現時，中國對美國或歐美對亞太國家，主要不是在意識型態上，而是經濟問題。誰是有權話事控制到世界的經濟秩序。美國一直主宰著國際金融及經濟體系：世界銀行、世貿、IMF。但中國想挑戰這樣，第一步是在亞太地區做這件事。香港放在這個context的意義是甚麼？我覺得是，中國在經濟至上的謀略是透過經濟融合及發展、主導新的經濟結構，香港在這考量下能夠令中國扮演這個位置？若中國認為香港重要，它自然會答應香港的要求，但若它認為其他城市可取代香港，我覺得梁振英或六七年以降的土共就可以做些對待香港人的事，這情況下他們才可以不理性地搞亂香港。
【左派在香港的轉變】
2330-2400
周：六七之後有十多二十年，左派處於頹勢，人們會標籤左派人士，覺得應該邊緣化他們，根據統計數字，約十萬人，被社會邊緣化得很厲害。主權移交後，楊光受頒，社會有很大爭議，因為他是六七鬥委會主席，表面上發動抗爭的代表人物。他們如何有由六七年的內傷到今天建制派和政府形成統戰網絡？六七後他們沉寂，至八十年代才開始和主流社會接軌。六七年時工聯會扮演大佬角色，之後他們轉為地區事務，少參與政治角色，至八十年代中，中英談判明朗，它們才對平反六七有期盼。那時，獨立工會開始抬頭，以至今天公民存在於政治舞台上。七零、七一年的中文運動、保釣，大學有國粹派，似乎，很多人認為左仔搞事，但有相當部份的人在身份意識上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所以呼籲之後的愛國運動，也有人覺得六七只影響他們的生活，但沒有全力投入不同的政治事件中。
岑：我猜想，四九年後，很多中國人移民來香港，經歷過中國內戰逃離來香港。他們身份上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但不會覺得中國和共產黨不是相等，而是覺得是共產黨搞亂中國。六七年，共產黨在香港搞事，若共產黨代表中國，為何香港不是搞獨立而是搞中文運動、保釣這些具國族意識的運動？我猜，當時的香港人都有大中華情意結，也不認為共產黨代表中國，也不理解中國發生了甚麼事。六七和傘運在社會context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有一事肯定不會出現，就是傘運後，保皇黨或共產黨在香港被標籤，或形象變差，我相信不會在幾年後會出現具國族或大中華意識的運動。中文運動有可能出現，但脈絡應是中國大陸想取代繁體字，而香港人為保住香港的國族意識而搞中文運動。
周：六十年代，香港有一半人口是年輕人，和今天的香港人口趨向高齡化社會不同。八十年代左派努力營造社區網絡，今天很多人批評左派搞很多蛇齋餅糭而贏議席。但夫子有個值得深思的見解，很多時人們批評建制派的蛇齋餅糭，他們不純是送錢及禮物，背後是左派建立關係的方法。蛇齋餅糭不止是表面般簡單。近來土瓜灣的週末都有土墟，這在六十年代是工聯會的重鎮，它們有工人俱樂部，是想透過這些方法令工人有聚腳點，令它們能工作。這是左派一些堅實的陣營從事的工作，就是有群眾基礎，做成鐵票。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和商界結合，商界成為北京的盟友。不能看輕的是，他們在這反覆的浪潮中仍能站穩陣腳，這確實不容易。
岑：我覺得這和當時的社會氣氛有關。八十年代的香港處於意識型態的真空，基本上大家沒有左右之爭，聚焦於個人仕途及生活，這給予當時很多左派組織做很多地區網絡關係的編織工作，延續至今天。究竟他們的手法如何持續下去？他們的支持者，很多年紀較大。一個政黨要延續他們的政治利益其實不能單靠老人，究竟他們如何在這兩極化的社會中繼續編織他們的網絡？還是工聯會這些老派的工會會轉型為專業、技術官僚、高學歷為主的年輕人政黨，例如自由黨朝著這方向做。民主派在資源上是沒有建制派好，但另一方面，在關係編織上，民主派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當然，有些社會很難做到，例如有些社區，候選人或社區主任不能進入屋苑範圍，這些陣地很難打入。
周：這確是難以有答案的問題。六七年時，左派估計能動員人數為六萬左右，那時香港人口約150萬。今天香港約700萬人口，左派支持率升幅不少，有約100萬人投票給他們，是驚人的升幅。民主派是否有錯失的地方？
岑：這視乎現在新的民主派的思維如何，營造社區網絡的技巧。若純是服務型的社區營造模式，很難和建制派一決高下。是否可以有創新的思維？透過這些方法才可在資源處於劣勢下，改變社區結構或關係，建立關係網絡。希望會有多些新浪潮出現，不僅是世代交替，年齡轉變但做法未必會有不同。若只像以往，談民主普選，但在大議題沒有地區網絡及基礎，就算選入議會，如何利用社運令議會發揮功用，可能仍在現在般是死結，泛民和社運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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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學運連線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