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老人權益聯盟
就社署調高申領長者綜援年齡的規定提出司法覆核新聞稿
長者福利倒退 政府關愛何在？？？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及香港老人權益聯盟（老權）均關注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權，認為每名市民均有享受合理社會保障的權利。社會福利署早前宣佈由2019年2月1日起，將長者綜援的合資格申請年齡由60歲調升至65歲；兩會認為新規定違反《基本法》訂明香港居民享有的社會福利權，並協助其中一名受影響的59歲8個月綜援受助人申請法律援助，就新規定提出司法覆核。
社協及老權認為，長者福利是明顯被倒退，政府在2018施政報告提及「扶貧是要關愛弱勢社群」，如此長者綜援年齡增加至65歲，如今關愛何在？？？ 1999年及2013年2次削減綜援的金額，政府至今沒有補回，雖然政府聱稱「不是為了省錢」，但60-64歲長者組群福利被削減了基本金額1060元及「社區生活補助金」330元，除違反《基本法》第36條及145條外，兩會亦認為此長者綜援更改，政府在此階段是無必要進行「長者年齡劃一」，亦影響各特定政策原意。
1. 申請個案撮要
- 是次司法覆核的申請人：黎先生（化名）
- 申請人：現時領有單身綜援基本金額：2,455元 （近數年綜援）
- 出生日期：1959年4月16日 （即2019年4月16日才60歲。現時是59歲8個月零29日）
- 身體狀況：血糖過高
- 居住：露宿市區，沒有領取租金津貼；
- 2018年10月申請人收到社署信件，表示2019年3月前申請人綜援金為2,455元，至2019年4月16日起（事主年滿60歲後），事主綜援金會調高至3,485元，再加上長者的「社區生活補助費」330元，申請人（原本）屆時有合共3,815元，申請人認為現時社署違反了此「申請獲准通知書」；
申請人今天巳向「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於本年1月11日（上星期）曾致電社署社會保障科查詢，該科職員表示案主在2019年4月16日生日後年滿60歲，同樣受2019年2月1日實施的新政策影響，因此社署並不會將個案由「成人綜援個案」轉為「長者綜援個案」類別。
2. 新政策大幅削減對受助人的支援 生活水平大打折扣
新政策帶來的直接影響，是日後申領綜援的60至64歲人士，將由「長者綜援」轉為「成人綜援類別」，具體影響包括：
2.1 減少每月獲發的基本金額：原本60歲可領長者綜援標準金額由3,585元減至2,525元（2019年2月1日之後），每月少領取1,060元基本金額[1]
2.2 不獲發綜援長者可獲發的補助金，包括:長期個案補助金（每年2,240元） （2019年2月1日之後）、社區生活補助金（340元/月）（2019年2月1日之後）
2.3 不獲發綜援長者可獲發的特別津貼，包括：租金按金津貼（最高為租金津貼金額的兩倍）、社區生活補助金（330元）、水電及煤氣／石油氣按金津貼（實際所需費用）、搬遷津貼（1,943元至20,251元不等）、電話費（實際所需，流動電話服務費為110元）及電話安裝費（實際所需費用）、眼鏡費用津貼（最高500元）及其他醫療康復津貼等[2]。
2.4 需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年齡介乎60至64歲人士屬健全成人，要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積極尋找工作，即每兩星期嘗試尋找最少兩份工作。若體弱患病而又未被定義為傷殘類別，64歲半前仍需尋找工作或參與社區工作（例如到沙灘拾垃圾等）。[3]
2.5 削減資產限額，剔除部份原合資格受助人：以單身健全成人受助人為例，申領綜援的資產限額為32,000元，遠低於單身長者的綜援資產限額48,500元，兩者相差51.6%。若以兩名健全成人計算，申領綜援的資產限額則為43,000元，遠低於兩名長者的的綜援資產限額72,500元，兩者更相差68.6%，導致原來符合申領綜援資格的申請人被剔出綜援安全網外[4]
3. 新政策違法《基本法》 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損害香港居民社會福利權
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曾提出將長者綜援合資格申請年齡由60歲提升至65歲，社署經調整電腦系統及準備後，並於2019年2月1日起落實安排。當局表示新政策目的非為省錢，主要原因是: （1） 本港人均壽命延長、社會人口老齡化、（2） 近年退休年齡有延至65歲的趨勢、（3）不少長者措施（例如醫療券、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等）的合資格年齡均為65歲，因此需理順各政策長者的定義至劃一的65歲。
本會認為，當局調高長者綜援年齡規定並無合理依據，並違反以下法律：
3.1 違反《基本法》第36條：根據第36條規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right to social welfare），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兩會認為，根據2013年終審法院「孔允明案[5]」的判決，綜合社會援助計劃（簡稱「綜援」）屬本港社會福利制度的一部份，亦屬第36條說明的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社會福利，受憲法保障（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法院認定任何新政策如沒有正當社會目的（legitimate societal aim） 支持下，削減香港居民原享有的社會福利，屬違反第36條賦予香港居民的社會福利權利。
3.2 違反《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規定：《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公約》）[6]第九條亦訂明：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基本法》第39條亦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是次社署的新政策，嚴重削弱綜援制度對60至64歲綜援受助人的社會保障支援，同樣違反《公約》規定。
3.3 違反《基本法》第145條: 根據第14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兩會認為，新政策令原有綜援制度的受助人享有較以往差的待遇，政策上不屬改進而屬倒退，並不符合法例訂立政策需發展（development）和改進（improvement）的規定。
3.4 新政策缺乏正當社會目的（legitimate societal aim）: 政府曾公開表示訂立新政策的目的是：（1） 本港人均壽命延長和社會人口老齡化、（2） 近年退休年齡有延至65歲的趨勢、（3）不少長者措施（例如醫療券、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等）的合資格年齡均為65歲，因此需理順各政策長者的定義至劃一的65歲。
3.5 兩會認為以上目的皆不屬正當社會目的。首先，本港人口老化、人均壽命延長屬不爭事實，惟社會對長者定義並非因人口老化而改變，而是因應社會文化及共識，人均壽命延長的現象並不足以說明應將綜援制度中的長者年齡由60歲調高至65歲。其次，近年退休年齡有延至65歲的趨勢，但市民退休年齡不斷延後，亦與政策如何定義長者無關。
3.6 另一方面，當局亦指須因應其他長者措施的合資格年齡而理順至65歲，說法亦是無據，事實上，現行各項涉及長者的公共政策，並非全部均以65歲定義長者年齡。舉例來說，年滿70歲或以上的長者，可領取「無需審查」的生果生（高齡津貼）、75歲或以上領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可獲醫療豁免收費；申請公屋方面，年滿60歲或以上申請人可被列為長者類別。就是根據現行強積金條例，僱員若年滿60歲打算退休，在終止所有受僱及自僱工作並作出法定聲明後，亦可選擇一筆過或分期的方式提取累算權益。各政策因應不同政策理念，以有不同年齡定義長者，政府無必要為追求「劃一長者定義」而劃一，而此舉亦明顯忽略各項政策背後特有的政策目標。
3.7 面對人口老齡化，政府本應增加對長者福利及社會服務的承擔，但是次調高綜援長者的年齡規定，恰好是減少對60至64歲綜援受助人的支援；政府亦沒有表示將節省對60至64歲綜援受助人的支援的財務資源，用於如何提升對65歲或以上綜援受助人的支援；反映當局的新政策與適時應對人口老齡化，強化社會對長者支援、保護弱勢社群，以及強化社會保障制度的社會目標互相矛盾，亦缺乏任何正當社會目的。
4. 長者申領綜援 源於退保欠善
若分析綜援受助個案類別，不難發現逾半數受助人口均為長者，這乃源於本港過往缺乏完善退休保障計劃，遲至2000年始設立強積金、2011年5月才設立最低工資制度；中老年勞工難以積穀防飢，退休後生活頓失依靠，在殘喘數年後無奈申領綜援。綜援制度現時以60歲定為長者綜援的年齡界線，除了是早年社會退休年齡普遍訂於60歲外，某程度上亦發揮支援清貧長者晚年退休生活的社會功能。
5. 目標組群受助人少 不應向貧者開刀
此外，過去五年（2013年至2017年） 60至64歲年齡組群，在沒有任個勞工福利政策鼓勵下，此組群長者勞動人口在過去5年持續上升，升幅達35.8%，60-64歲長者就業比率亦由不足四成上升逾四成半；同期申領綜援的長者人口卻下降7.7%（參見附表）[7]，反映60至64歲年齡組群勞動力上升，此組群申領綜援人數亦有下降趨勢。近年本港經濟良好，失業率跌至新低，若60至64歲組群仍需領取綜援，估計大概屬未能工作且有需要人士。當局沒有必要調高長者綜援年齡門檻，減低對本已為數不多的受助人的生活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