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88直選」開始，香港的民主運動便聚焦在立法會和特首選舉雙普選的議題上；泛民陣營中除了雙普選、平反六四和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三條議題意見一致，並且跟建制派壁壘分明之外，便再沒有其他議題能夠突顯民主派的主張。香港的民主運動除了遺傳了殖民年代的骨質疏鬆症之外，在九七後更患上偏食症，變成一個單一議題的運動，可謂營養不良。雙普選又可以被看成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太陽，而泛民這一極之鬆散的民主聯盟則一直環繞著雙普選這個紅太陽而轉。在泛民中，民主黨的實力最雄厚，可以說是泛民的木星。政改一役中，民主黨突然在一夜間不但放棄了2012雙普選的競選承諾，連普選定義和普選路線圖也放棄了，只提出一個改良版的區議會方案。曾經投票支持民主黨的選民固然十分憤怒，感到被出賣；所有期望香港最終能達至雙普選的人除了錯愕、難以置信之外，更會感到苦悶和鬱結，因為民主黨的做法有如木星突然脫離了太陽系，木星固然不知去向，太陽系原有的「萬有引力」亦即時瓦解。但如果了解到香港民主運動既患了先天性骨質疏鬆和後天營養不良的症狀，民主黨的妥協在分析層次上其實有迹可尋。民主黨既然認為群眾運動不管用，要達到雙普選唯有乞求北京恩賜。既然是恩賜，便不能討價還價，那怕北京作出些微的讓步也要立即下跪，叩頭謝恩。不過責罵民主黨於事無補，如果九七後民主運動患上營養不良症狀的診斷正確，那麼現在須要做的便是馬上補充營養。在那個傳聞中人人毫無怨言，逆境自強，只有正能量，沒有負能量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街頭隨處見到大排檔和賣熟食的流動小販；在那個年代只須像電影《花樣年華》的女主角張曼玉那樣，拿著一個銻壺走到街上便能補充營養。今日大排檔所餘無幾，食環處對熟食小販採取零容忍，街上已不可能見到熟食小販；但要替營養不良的香港民主運動補充營養卻必須召喚被趕絕的小販重返香港的街頭，而原因至少有五大點。
小販是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
地產霸權對社會的傷害罄竹難書（幸好剛出版了《地產霸權》一書），但這些年來泛民各團體除了偶爾在立法會上提出質詢，對地產霸權一籌莫展、無計可施。雖然小販是社會的弱勢社群，小販的靈活經營卻可以避開地產霸權的掣肘。正如安徒在〈「中年危機」論政改〉所說，如果這一刻的民主運動有兩條路線，那麼一條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民主」，另一條則是「鞏固政權管治認受性為首要目的的民主」（《明報》2010年7月11日）。安徒十分厚道，沒有指名道姓說甚麼人屬第二條路線，但留意近日事態的讀者必定可以自行判斷，倒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民主」在實踐上除了普選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普選之路原本已是關卡重重，現在民主黨竟然和當權者攜手，失驚無神推出一個不明不白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普選之路更加難走。不過普選無非是為了「促進社會權力均衡」，這些年來，小販一直在泛民眼前，但卻對各種打壓小販的措施無動於中。小販是弱勢社群，卻有能力跟地產霸權周旋；成功抗衡地產霸權是「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一大步，小販正好是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香港的大地產商在特首選舉和功能團體選舉足輕重，普選一旦落實自可削弱地產商的影響力；但卑微的小販一樣可以運用靈活的遊擊戰，令地產商坐立不安。去年便發生地產商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制個別小販進入沙田新城市廣場的範圍。雖然事件結果如何，未有見到報章報導，但已足以說明卑微的小販其實擁有極大的能耐，連大地產商也徒呼奈何。小販抗衡地產霸權的能耐絕不稀奇，也不神秘，但意義重大。這些年來，泛民一直忽視小販這群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是因為不明當中的重大意義，這也是小販足以為香港民主運動補充營養的另一原因。
小販是開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
小販抗衡地產霸權的能耐無非來自求生的意志，小販的求生方式是憑著自己的眼光判斷城市空間裡有甚麼地方適合自己發揮一己之所長。小販的眼光不一定對，但判斷對的便能在城市的一隅立足。最早的城市研究者把城市看成是一種生態系統，雖然這是一種甚為粗糙的見解，但以生態學的觀點來分析小販開拓城市空間的作用卻甚有啟發。生態學認為在某生態系統裡，個別物種的作用至為關鍵；小販恰好是這種關鍵物種。深水埗鴨寮街曾經有很多地攤，除了買賣二手電器和電子零件的，還有一些是買賣古玩和精品的。不少收藏古玩和精品的人士定期到鴨寮街，雖然不一定買到心頭好，但到鴨寮街逛逛已是生活的習慣。他們知道很多像他們那樣的業餘收藏家，百年歸老之後，家人大多將那些收藏品整批拿到鴨寮街賣給地攤的小販。沒有小販便沒有古玩買賣的中介者，當然香港不會缺少經營古玩買賣的商人，但鴨寮街這種充滿庶民色彩的城市空間卻全靠一些小販，憑他們自己的眼光正確地判斷鴨寮街可以讓他們擺設地攤，買賣古玩和精品。同樣，大笪地、女人街等城市空間全是由小販開拓的。小販是弱勢社群，又是政府花大筆公帑供養的小販掃蕩隊掃蕩的對象，但小販其實是開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這些年來泛民一直忽視小販，問題不只是忽視弱勢社群，更是忽視了小販開拓城市空間牽涉的空間政治。由民主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一直跟空間政治沾不上邊，恰好在九七之後城市空間政治是地產霸權的主要的戰場，由重建到強拍；由「公共空間」的爭議到「活化歷史建築物」和「活化工廈」的措施都關乎空間政治，也關乎「明益地產商」的利益輸送，但過去十多年裡，香港的民主運動卻完全沒有觸及空間政治，只是獨沽一味爭取雙普選。普選當然要爭取，但未有普選不表示要「橋埋雙手」，投閒置散；未有普選正好讓地產霸權發動全面的空間政治，不但小販遭殃，連所有市民都舉步維艱。「公共空間」原來毫無公共性，只可以進行一些「斷估唔會拉」的活動；「歷史建築物」活化即私有化；重建的結果是「士紳化」，升斗市民無法在市區立足。香港的民主運動卻完全未能介入，反觀卑微的小販卻敢於跟地產商周旋在底，這是卑微的小販已足以為民主運動補充營養的另一原因。
小販帶領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間」
以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三元論作分析，小販所開拓的城市空間屬「感知空間」，是由生活於城市的人在日常生活的過程裡締造的。換言之，市民大眾亦同樣可以開拓城市的「感知空間」，不是只有小販才享有這項殊榮。事實上，在五、六、七十年代的城市佈局中，市民大眾便是以自己開拓的「感知空間」把政府官員坐在冷氣房間裡構思出來的「構思空間」轉化成適合人居住的地方。以下是一位石峽尾七層徒置大廈居民的一段描述：
當年七層高徙置大廈，單位內都不設廚房和厠所，居民要洗衫或清潔梳洗，就要到設在各樓層兩座相連的中間位置，供居民使用的公眾洗衣房（又叫水喉腳）、厠所和浴室進行。而每家每戶為方便煮食，都會到石硤尾工廠大廈的山寨，廠購買一個以鋅鐵板組合而成，高度、濶度和深度都恰到好處，可容納兩個火水爐的煮食爐，放置在家門外鐵窗前的走廊空間當廚房作煮食之用，解決一日三餐需要；爐枱底部，更是一個小小廚櫃，用作擺放煮食用具，設計充滿民間智慧。
那個年頭，洗衣機還未盛行，大家必定趁早上的時間，趕快到水喉腳洗衣，因為只要有鄰居在洗衫，大家都會互相幫忙，而那個時間，亦是各家各戶交流消息的好時機。那個師奶嫁女，那個叔叔娶老婆，那家安裝了電話、電視，飛機欖去了那裡等重大消息，都會從洗衫時間中互通發放，我也會從成年人口中收料，了解飛機欖動向，好讓晚間有話題跟其他小朋友吹噓。鄰舍互相幫忙、守望相助，是那個年代的社會特徵。而這亦正是Henri Lefebvre所指的Spatial Practice。洗衫後，大家又會各自用膠桶盛水回家準備煮午飯，忙得不可開交。
早上的家務時間過後，黃昏又是大家各有各忙的時候，家家戶戶都同一時間開爐煮飯，飯香餸香飄散每一個角落，萬一鄰家的叔叔加班而來不及煮飯，也會來我家食「游擊飯」，媽媽好，總不會難為人家，加雙筷、多隻碗就一起食飯，從不計較，也從不要求人家交伙食費，有時人太多，又會主動到燒味檔斬料，姐姐們的同學有樣學樣老遠由九龍仔走來我家一起食「游擊飯」，結果一餐飯十幾二十人一齊食也是經常發生的事，由於斗室地方小，大家夾了餸就會自動自覺走出門口食，青菜白飯送萬家燈火，是當年徙置區的奇觀。那個年頭，雖然大家同樣活在貧苦當中，但守望相助、同舟共濟，是我們那年代人與人之間必然存在的相處方式。
晚飯過後，才不過七點，大伙兒都會由家中拿出帆布床，或那張六七十年代最盛行的摺合尼龍床到橫騎樓抖涼，準備晚上睡覺之用，由於這是約定俗成的習慣，所以從來也沒有出現爭位的情況，偶然地方不足，隔離鄰舍也不會為此吵鬧，只會互相借位，為的只求和和氣氣，令辛勞的一天可換來一晚安睡，抖擻精神後再迎接新的一天。（潘麒智，〈停泊在小巷的回憶－－飛機欖伴我們走過的七十年代〉，《文化研究@嶺南》19期2010年7月）
石峽尾的七層徒置大廈是以英國監獄為藍本建成的，居住環境絕不理想，但當年的居民卻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以他們的空間實踐把不理想的環境漸漸轉化為適合人們居住的居所。單位沒有廚房，家家戶戶便在門外的走廊設置爐灶煮食；單位沒有厠所，不能洗衫，每位主婦便到「水喉腳」洗衫；單位狹窄，又悶熱，人們便到走廊轉角較寬敞的地方打開帆布牀或尼龍牀睡覺，總而言之是以自己眼光和判斷令生活好過。走廊當然是公共通道，當年的居民在走廊煮食、擺放帆布牀或尼龍牀睡覺和到「水喉腳」洗衫按理是阻塞通道，但卻無人干涉，連媒體也不屑揭發。當年七層徒置大廈的居民其實不是阻塞通道，而是擴濶走廊的用途，這也是公共空間應有的意義。公共空間當然是供公眾使用，但公眾的利益是多樣的；像石峽尾的七層徒置大廈，公眾不但須要以走廊作通道，更要用來煮食、洗衫和睡覺。公共空間應有的意義是讓公眾參與其中，豐富其用途，公眾不應是被動的使用，而是積極的參與者。當年七層徒置大廈的居民恰好發揮了參與者的角色，他們以自己的眼光和判斷擴大走廊的走途，亦因而使構思上參照英國監獄設計的「構思空間」轉為適合市民居住的「感知空間」。
今日的公屋，家家戶戶都設有廚房和厠所，私人屋苑更往往包裝成豪宅般。這些都足以成為時代進步的標記，但這種進步的代價是公共空間萎縮。在設計上，今日的公屋遠勝當年的七層徒置大廈，但屋邨裡的公共空間全都有嚴格的規管，絕不容許人們在走廊煮食、睡覺或洗衫，就連利用欄杆晾曬被褥也不准，理由是有礙觀瞻。屋邨是人們生活的居所，晾曬被褥跟煮食、洗衫都是生活所需。五、六十年代經常被形容是「獅子山下」的年代，人人逆境自強，毫無怨言；而今日人們輕易責怪政府，更動輒上街抗議，用名導演的講法則是「只有負能量」。擺在眼前的是直至七十年代，七層徒置大廈的居民仍可以在走廊煮食和睡覺，在「水喉腳」洗衫；今日連在欄杆晾曬被褥也不准。直至七十年代，公屋居民仍可以參與改造身處的公共空間；今日公屋居民不過是被動的使用者，他們不能侵犯其他使用者的權利。其他使用者包括一些專誠到屋邨參觀的遊客或專誠到屋邨巡視的官員，為了這些人居民不得在欄杆晾曬被褥，免得有礙觀瞻。今日，無論是公屋或私人屋苑，人們開拓「感知空間」的可能已蕩然無存。政府向地產商放寬地積比率交換得來的所謂公共空間，部份根本不能向公眾開放（如港灣豪庭）；即使開放也是諸多規管，而且往往由大財團來規管（如時代廣場）。由康文署管理的公園，一入門口便是大塊標誌，列明十多項不准；唯一欠缺的是沒有職員站崗派發傳單，指示市民如何使用公園。今日的香港，「感知空間」完全被政府和大財團構思出來的「構思空間」蓋過，在這種情況下，小販開拓的城市空間成了碩果僅存的「感知空間」，小販因此可以帶領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間」。
小販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
提起小販，很多人立即會想到阻塞通道、亂抛垃圾、不衛生，甚至如食環署的宣傳那樣「損害市容」。恰好是這種「中產想像」，當民主運動提出要恢復流動小販發牌時，市民會譁然，民意會一面倒地反對。但群情洶湧的時候正好是教育和帶領群眾介入空間政治，抗衡地產霸權的契機。市民的「中產想像」其實就是地產霸權的一種表現，霸權(hegemony)又可譯作統識。霸權說的不是土豪劣紳横行無忌的行徑，霸權根本就是一套統識，要人們相信事情必然是這樣或那樣子，沒有其他可能。地產霸權依恃的統識跟市民的「中產想像」異曲同工，互相呼應。當市民認定小販「損害市容」時，小販開拓的城市空間反而成了不堪入目的景觀(eye sore)，政府高官和大財團的CEO關在冷氣房裡度橋構思出來的便是值得推崇的理想成市空間。九七之後，豪宅之類的樓宇越起越多，而且遍布港九新界，無遠弗屆，除了因為地產商財雄勢大，更是因為市民的「中產價值」。當市民認定小販「損害市容」時，也會認同地產商興建的類豪宅就是他們心儀之選。這些年來，由民主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一直忽視空間政治，對地產霸權不斷坐大置若罔聞，徹底暴露民主黨吃六四老本和「為民請命」模式的嚴重局限。其實社會上早已有各路零星的人馬介入空間政治，奮勇地抗衡地產霸權；另一方面市民對地產霸權早有怨言，卻礙於上述「中產想像」，加入打壓小販的行列，變相幫助地產商除去唯一天敵。在政改中，民主黨那種沒有原則的妥協其實是抵受不了市民的「中產想像」，擔心市民對民主運動會漸漸失去信心，必須立即掙點成績沖喜。民主黨的妥協說明香港的民主運動必須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小販正好是突破「中產想像」，拉濶民主政治的最佳盟友。
小販是本土文化的生母
「有事揾民主黨」這句口號是民主黨為「迷債」苦主奔走時打出的旗幟，「迷債事件」是民主黨「為民請命」的一次傑作，報章的政治耳語更猜測是否背後有高人指點。「為民請命」往往只能局限於某些黑白分明的議題上，小販不但不是黑白分明的議題，而且更會冒犯了市民的「中產價值」。這些年來，民主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一直受制於市民那套跟地產霸權互相呼應的「中產價值」，忽視小販，忽視壯大民主的力量必須致力促成某種跨階級聯盟。正如青年學者許煜在〈告別民主〉（《明報》2010年7月1日）中指出，「民主」一詞簡化了democracy原有的意義，應該重新沿用「德先生」或「德莫拉克西」這一五四時的稱號。許煜的主張非常有見地，民主者人民當家作主也；問題在於人民從來都不是一個利益一致、見解一致，沒有任何差異、渾然天成、有統一意志的整體。另一面，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不是中國）之後，人民便被想像和被指令為一個渾然天成的整體，「河蟹社會」和打壓廣州話是最新的措施。許煜提出「告別民主」，這裡還要加上告別民主黨那種自困於「為民請命」的政治運動模式。「為民請命」的前題是黑白分明，六四當然也是黑白分明；但「德莫拉克西」牽涉的是人民當中各種複雜的利益和主張，小販體現的和一般市民的「中產價值」之間的巨大落差是一例。當前香港的民主運動的當急之務是要扭轉市民那種跟地產霸權互相呼應的「中產價值」，可行的辦法就是讓市民認識小販對香港社會的貢獻。CNN日前「強力推薦」40種香港地道美食（《蘋果日報》2010年7月16日），外國記者當然不會知道40種地道美食中，起碼一半來自昔日街頭的流動熟食小販或大排檔，稱小販是本土文化的生母一點也不誇張。無論如何，明年七一遊行必須邀請小販帶備他們的生財工具列隊遊行。以後任何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也可以邀請小販擺檔，順便讓從未曾光顧街邊熟食小販的八、九十後，一嚐現時位居要職的一班五十後當年隨便走到街上花十元八塊便能吃到的地道美食。
小販以自己的眼光判斷城市的那個角落適合擺賣原是拓展城市空間，擴濶空間用途的舉動，跟石峽尾七層徒置大廈的居民在走廊煮食和睡覺並無分別。在走廊煮食和睡覺當然阻塞通道，但當年沒有人介意和干涉居民「阻塞通道」；相反今日小販在街上擺賣卻被控「阻街」，而且必定被法庭判罰。當中的分別在於列斐伏爾和哈維等所說的「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 是否得以落實。(David 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53, September/October 2008 ) 石峽尾七層徒置大廈的居民可以自行改造居住的空間，賣飛機欖的小販亦可進入大廈販賣；居民和小販都參與塑造徒置大廈的空間。相反，今日地產霸權當道，政府和地產商壟斷了城市的空間生產；打壓小販是因為小販仍胆敢挑戰政府和地產商的壟斷。從這個角度來看，恢復流動小販發牌不失為開啟「城市權利」運動的出發點。香港是一個城市，香港的民主運動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在民主黨那種糊里糊塗、渾渾噩噩的運作方式下，完全忽視城市空間政治和城市權利運動；今日，民主運動要重新出發，民主運動必須結合和倡議「城市權利」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