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一直是香港過往二十多年政壇分野一道界線，香港民主化的路程一直與爭取平反六四的路程重疊，對抗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和香港兩地的專政。
然而，自從本土派興起與新一代本土思潮湧現，對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發展綑綁的做法提出連串質疑，譬如認為中國大陸和香港既然是兩個不同的地域，為何需要特別紀念八九民運？為何需要處理中國民主？既然香港本身連自己民主也未夠力量爭取，何以將『建設民主中國』作為其中的口號？進而提出中港分隔，毋須理會中國大陸政治走向的觀點，連帶平反六四也毋須處理。
道德
在道德層面上，不論本土派和大中華論者都認為開槍槍殺平民是一件罪惡，也拒絕中共那麼多年來的『經濟發展論』，以『向錢看』作為穩定壓倒一切、辯駁掩飾屠殺平民罪行的理由。連建制派中人，都只會說淡忘事件、『歷史自有公論』之類的偽中立措詞，只有最乖張的中共支持者，才會支持中共的殺人決定。
但針對殺死平民的道德判斷，似乎成為了大中華論者和本土論者之間僅有的基礎。
經驗
雖則世代並不是準確劃分每一個人取向的界線，但整體而言，經歷過八九民運的中生代，與往後未經歷過八九年的新生代，的而且確有着相當不同的看法，新的一代基於本土為先，沒有親歷八九民運，沙士、香港民主化、面對大陸干預，中國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客體；但中生代的政治覺醒卻是因着前途談判，中國將收回香港，從而形成與中國大陸強烈的紐帶，投入八九民運之中。
可惜的是，無論是作為大中華論者兼晚會主辦者支聯會，抑或本土派，都沒有回應到六四在香港的意義。對當年的香港人來說，這是一個政治啟蒙，令『自由』不單單建基於經濟上的『自由港』，或政治決策外的『言論空間』，更有着政治參與；同時，『共產黨信唔過』成為了相當多香港人 (不論九七前後) 心目中的共識，這種警戒心不單單來自六七暴動的記憶，同樣來自八九民運。
對本土派而言，八九民運是他方發生的反人道事件，是大陸政府的惡行和失誤，而沒有義務去處理民主中國的命題；當中和支聯會各走兩端，而同時忽略了八九民運在香港的作用，使得八九民運成為了他方發生的事情。但正如【經驗】段落所講，八九民運對香港人的政治啟蒙，延續了抗共的意識，在九十年代的電影創作、生活經驗等場域，對九七暴政的挖苦是長期使用的主題。
支聯會聚焦八九年的北京記憶，但對本土認同缺乏基本認知和理解，除強調世界公民的普世價值標準外，就只說出『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支持和促進建設國家的民主和結束一黨專政』、『與中國大陸的政治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是『理所當然的』。當中完全沒有與新一代建基香港的角度，互相接軌。
本土派切割六四，也是切割本土記憶和抗共意識，香港的目標是維持我們的政治共同體的話，切割六四非但無助對抗大陸，還在共同體內劃了一道無形的鴻溝。別忘記在香港政治共同體中，認同上與中國有若干連結者仍然有一定數量。之於程翔先生在《真正關心本土利益 應強化六四意識》一文所說：『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來說，「六四」絕對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記憶，有效地把香港人和大陸人區隔開來，黏固了『香港人』的群體。』
支聯會不聚焦本土意義，也越來越難與未來的香港人對口，之於練乙錚先生在《籲支聯會棄提平反》所言：『悼念會的組織者不對政權、對解放軍、對「中國」的態度逐步作出微調，難以容納運動後新一代中的思想感情變化。』，免於在提倡團結的同時，偏偏卻萎謝兩代之間連結的可能。
判斷
現實策略來說，最常被談論的是中國民主與香港民主之間關係的命題，傳統大中華論者認為，爭取中國民主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絕大部份香港人是中國人，有民族和文化的認同歸屬』，民族認同成為了一個必然條件，使兩地民主綑綁在一起；本土論者當然反駁這種論點，既然香港新一代政治/文化認同，是香港而非中國的時候，那麼從中國認同出發的道義責任也就不能成為先決條件。對中國民主是否抱有道義責任，其答案自然沒有必然性。
但民族認同和中國視野不能劃為等號，還應面對現實作出判斷的問題：(一)結束一黨專政，和(二)建設民主中國，作出現實思考。
不論地緣政治，和現行憲政體制上，中國大陸的政局對香港有着直接影響；現行體制上，中國當然以天朝帝國的身位，去看待香港作為其經濟上的附庸，故此不單單制約香港的民主發展，也制約香港的經濟自主和社會公平，最終是供利於中共及其盟友在中港兩地的統治。
而更改現行憲政體制，不論是民主中國、徹底獨立、抑或折衷的自由聯繫方案，縱然在政府體制能夠免於政府必然聽命於中共，但由於地緣上的接近，中國大陸也能從物流和人流的流動中，影響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更用說香港本身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在全球化經濟無法忽視中國的經濟影響力。
由是觀之，既然過往三十年來，一黨專制的中國都在統戰、收編、最終是全面控制香港，那麼要把握香港的自主，『結束一黨專政』應該是合理的目標。
當然，『結束一黨專政』一回事，『建設民主中國』就是另一個命題。大中華論者指『結束一黨專政』的合理性，而本土論者往往以『建設民主中國』不一定對香港有利為着力點。的而且確，縱觀民主中國似乎能通過權力制衡、地方分權、直接民主等方式避免中央集權、層層折衝，但不代表這個龐然大物的舉動必然有利於香港前途。
或許這更應是個理由，不論香港往後的政治歸屬如何，都必須一定程度上面對中國政治，並且維持自主發展；而不是讓香港變成為芬蘭化的翻版。
手法
本土論者和大中華論者最有趣針鋒相對之處，就是不斷地譏諷大家『幾時買軍火』，一方被質問何時反攻大陸，一方被追問何時武裝獨立。當然，所謂『買軍火』的比喻只是指斥對方都沒有用盡手法去貫徹目標。放諸支聯會，與及連帶二十多年來政治和社會運動，就變成近年常常聽到的質疑，包括『HEA做』、『無用』、『和理非非』、『唱歌散水』、『旨在籌期』、『行禮如儀』，並且呼籲市民摒棄這種舊有模式，包括年復一年的六四晚會。
當然，這種指責實際在討論手法和成效的問題，畢竟除了舉行悼念儀式和紀念館為人所見，發揮宣傳和紀念的作用，不知能否寄到監獄的聖誕卡、深山放紙鷂的作用的確不為人所見，更難以令人聯想直接能跟推翻中共有甚麼關係。
若果從結果論成敗，我們實在不能確定支聯會的工作到最後究竟有沒有作用；我們僅可以下判斷的是，二十六年來，支聯會的確能夠延續歷史和記憶，否則大中華論和本土論者今時今日還不知會否為着六四而針鋒相對。同樣地，若果不以結果論成敗，不論大中華論者和本土論者舉行任何活動，悼念群眾各行其事抑或走在一起，都值得尊重，毋須強行要在團結和分開定調。
但除了最起碼保存歷史的工作以外，人們討論的始終是政治方向，究竟持續以來的傳統做法是否能真正達到政治目標。本土論者拋出的問題，是指傳統大中華論者、以至一脈相承下來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玩假』。涉及的問題，不單是只活動手法，而是政治手法。
六四討論只是表徵，核心是藉着在一年最突出的政治動員上交鋒，討論政治手法上六四連帶整個政治運動怎樣延續的問題。早前伍瑞瑜《年輕人與六四切割與溫和妥協切割？》一文中直接指出，六四『參與愈深或感受愈深者，在民主運動中卻愈溫和，妥協，退場，正正是因為害怕重蹈六四悲劇覆轍』；反之，年輕一代卻是不認命，相信抗爭，堅守原則，也感到其實過去那麼多年來，所謂溫和不單無助大陸善意回應，更只是把底線越退越後，形成今日日漸崩壞的社會。
正所謂『退一步即無死所』，在從高峰跌落，價值崩壞、生活迫人、制度淪陷的今天，年輕一代反對再行妥協，『年輕人對六四事件中是非黑白的判斷，其實與「大中華膠」們分別不大，不會是非不分，年輕人要切割的，其實是六四事件後確立的那套抗爭思維──爭取民主應見好就收、應與當權者溫和派建立互動、重視妥協、重視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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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否認，儘管大中華或本土論者，對六四的道德判斷分別不大；但切入的角度，卻因為彼此經驗不同而大異，如練乙錚所言，調整手法和重點，令兩種觀點之間得以了解；同時在部分人的民族認同之外，以更廣泛的中國視野，取得『結束一黨專政，審慎看待中國民主』的判斷。在塑造歷史意識和作出現實判斷上，本土角度需要強調，而現行支聯會卻未能回應。
時代經已不同，沒有理所當然，需要承認各有走向，如果不能避免互相攻伐，形成跨越世代政治觀上的『香港共識』，則不論對本土鬥爭和經略大中華兩個戰場上，面對中共這個敵人也會落入更不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