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徒
林鄭月娥到訪皇后碼頭，親政府言論事後按政治公關框定的語調，號之曰「真情對話」。然而，任何親身在場，或看過有線直播的，都只記得林鄭月娥那一臉擠起來的冷漠笑容，斬釘截鐵的說要按照所謂「公共行政的需要」，不能承諾不遷不拆。
大眾期望林太能表演一場舌戰群儒的好戲，展示新任特區政府的新人事、新作風，落實「走入群眾」的特首競選承諾。可是，整整一個下午，林鄭展露「真情」、「誠意」的最大極限，僅是娘子自道，說自己都年輕過，所以「好明白、甚至好欣賞」青年人的感受。她還忙不迭細數，當年自己讀大學，也曾參與過金禧、艇戶事件，以示對眼前的激情，並不覺得陌生。
大扺林鄭和她的政治化妝師認為，以親身經歷娓娓道出「當年也曾激情」的過去，可以拉近和皇后碼頭上這些學運、社運後進的距離，就像她和一眾政府高官、銀行大班，以及民主派政客舉杯應酬時，大談什麼皇仁、華仁、聖方濟各等名校生的母校情懷一樣。「也曾激情」就像「也曾頑皮」、「也曾逃學」的話題，在打哈哈中間交換「誠意」，緩和對立，謀取默契。
香港的政治圈，表面上壁壘分明，但由「戰後嬰兒」一代發揚光大的精英名校文化，往往把他們都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塊。「激情」也者，都只不過是「兒時趣事」的別名、標誌「年少輕狂」的瀟灑，隱隱透露出一種成功人士、優異分子的傲慢。
社會學家呂大樂在近著《四代香港人》中，論及香港「戰後嬰兒」時寫道：他們「曾幾何時，認為三十歲之前不讀馬克思的，缺乏激情、不夠浪漫、難成大器。年過三十之後的『戰後嬰兒』卻認為幾十歲人依然激進，則代表沒有長大，不夠成熟。」所以，當林鄭月娥向絕食青年炫耀「激情過去」，就等如說：「你們過了三十歲，就不會再這樣的不夠成熟」。
「激情」與「世故」
林鄭讀大學時參與過金禧、艇戶等事件，但八○年畢業後旋即加入殖民政府。時年還未到三十的「激情」轉向「世故」的年齡分界線。也可以說，她是比那一代人最終轉向「世故」還要早一些。
事實上，今日政商各界，無論是政府高官、民主派政客，還是親中左派紅人，都屬於這「戰後嬰兒」的一代。他們成長於六十七十年代，當時一方面是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衝擊殖民體制，但另一方面，晚期的殖民政府，亦急欲改良政務，吸納本地精英，與他們分享殖民政府的「殖民權力」。
這場香港歷史上，殖民者和被殖民的華人精英重新分配權力的遊戲，成功消弭了六七暴動以來連串的社會不安。「前度激進分子」成功加入殖民建制，為貫徹效忠英女王的公務員隊伍，也要「洗底」輸誠。當然不想多提前事，「年少輕狂」、「也曾激情過」就是最好的辯解。否則，當林鄭一類高舉「公共行政的需要」時，就不能如此決絕和理所當然了。
可以見得，殖民體制不單是一個不民主的體制，更是一個在不知不覺之間，做就遺忘的機制，遺忘歷史，也遺忘個人經歷，做就沒有個性的「殖民公僕」。可是，既然林鄭還沒有忘記當年參與過的社會運動，那筆者想問，當年艇戶爭取上岸，分享安置和入住公屋的權利，有沒有違反「公共行政的需要」？殖民年代的「公共行政需要」和公民民主年代的「公共行政需要」有沒有分別？林鄭有沒有後悔過當年支持過艇戶上岸？
殖民權力從不以誠意面對歷史
絕食的青年也許有興趣更進一步知道：林鄭有怎樣的一套歷史觀？她如何看待和界定，什麼是殖民主義？她如何分析一個殖民社會？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究竟有什麼分別？除了「我長大了，世故了」，所以和殖民者分享同一個腦袋之外，林鄭月娥還會不會說出，裝載別的內容的香港故事？
簡單來說，既然林太有今昔之辨，她是覺得「今是而昨非」(今天之我應該打倒當年的我)呢？還是「今時唔同往日」(今天我飛上枝頭豈是當年侍婢)呢？
當然，這一系列絕食青年也想林鄭月娥仔細回答的問題，是任何現任高官都不會回答的，因為他們從來不用以理念來說服大眾。再者，殖民文化之為殖民文化，就是主從界線分明，而任何殖民主人都不會真正關心被殖民者的歷史和過去。同樣，對林鄭這一代分享和執行覑「殖民權力」的人來說，歷史從來就不是需要誠意去面對的東西，這當然也包括他們自己的過去。香港殖民歷史的空白與貧乏，早就注定任何所謂「真情對話」，都只能是毫無個性的照稿念。在擠出來的笑容下，散發出同一股公關包裝的塑膠味。
絕食青年的一代
回歸十年，出現由青年人為主幹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並不是偶然的。因為自八二年中英談判，底定香港回歸開始，時間已達四分一世紀。當年以及打後出生的，是香港「回歸的一代」(或者可以叫「回歸嬰兒」)。如果「戰後嬰兒」是活在冷戰氛圍，高壓的殖民統治下，那「回歸的一代」既沒國共相爭的包袱，也無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冷戰意識形態枷鎖，而是成長在充滿對未來期盼，迎來後殖民新香港的承諾底下。
如果「戰後嬰兒」在六十七十年代一度展現「激情」，投身社會運動，挑戰當時的殖民政府，正是想擺脫他們父母一代的文化包袱，終結那種「飄泊／逃難」的無根意識，在殖民地香港追求失落了的身分認同，從而追問自己應貢獻什麼，以建立一個可稱之為「家」的香港的話，那麼，「回歸的一代」今日正好也身處當年「戰後嬰兒」所經歷的認同危機當中。
六十七十年代的認同危機，激發了「認中關社」，保釣反貪，以及往後的民主運動，但其實，它的結局，正是本地華人青年精英被大幅吸納入殖民政府，分享「殖民權力」。這一代人對這一段歷史，欠缺一種真誠的交代。他們以「激情」向「世故」的轉化，以粗陋的成長心理學，替換了香港應有的歷史敘事。
可是，這個殖民分贓的遊戲，並不能延續下去。伴隨覑「回歸的一代」成長的，是神聖的回歸承諾，是殖民體制的終結，是香港人重獲可以當家作主的主體性。可是，現實經歷並非如此。於是，今天「回歸的一代」所展現的認同危機，一方面是對日益專權和封建化的建制的疏離，對老舊的物質主義文化的質疑反感，但另一方面，它同時也表現為對曾經作出偉大承諾的「回歸期票」，長期無法兌現的苦惱，是一種輪迴再現，似曾相識的無根感。
歷史意識
自天星碼頭的抗爭開始、到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發展了大半年，捲入各階層的文化、專業和基層人士愈來愈多，但青年人始終是骨幹。由當初零星抗議，各自為戰，到交流互動，組織論述，積極在各個環節的既有建制內外，展開多層次的抗爭。他們沒有黨派包袱，也不糾纏於中年政客之間的恩恩怨怨，在保育救皇后的平台上，促成結合專業知識、基層民眾和意志較勁的新社會運動。不止息地運用、考驗和挑戰各個長期淹浸在殖民官僚文化下，掌握公共權力的架構。
這種運動能量之所以可以被引發，與其是因為這個碼頭本身具備一些珍貴但仍可以交換的價值，不如說是因為在保衛皇后運動的過程中，參與者發現和體驗到更多在香港殖民體制下遺失了的東西，以及見證了更多存在於香港體制中冥頑不靈，牢不可破的殖民性 (coloniality)。正是對這種殖民性的共同厭棄，把身分、背景、思想和能力各異的人凝聚起來。
從廣泛自發的「懷舊」潮所滋生出來，也曾一度被誤認為是為了無關痛癢的「集體回憶」，直到保衛皇后碼頭運動所表現出來的自覺性和協調性，香港的青年人中間，正冒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正不斷拷問香港的過去與未來，追問香港究竟是誰的香港。這種歷史的質疑，實際上正逼令覑他們的上一代——無論是政府高官、民主政客還是親中左派——拿出誠意來，面對和反思他們的「殖民的過去」，而這種「殖民的過去」，正是上一代「戰後嬰兒」一直都不肯、不敢，亦不慣於面對的。
如果這種香港「歷史意識」萌生的運動，是源自「本土意識」的浮現，那皇后碼頭所象徵的，正是香港作為一個城市那種開放、包容、不排他，不作「去中國化」的「本土性」(皇后碼頭口述歷史正好追溯出多次皇后碼頭作為「保釣啟航地」的被遺忘史實)，而不是鄉土、內向、不寬容的「本土性」。
又如果這種香港「歷史意識」萌生的運動，是和戰後嬰兒一代一樣，清算殖民主義，所以能上承六十七十年代的「反殖」運動的話，它也是一種植根於多元文化的信念，以反思殖民，清理殖民文化遺毒，而又不以「排外」為旗幟的「去殖／解殖」運動 (論壇上多位非華籍的專業人士和傭工代表相繼以英語發言)。
保育城規民權環環相扣
要全面解讀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因為它大大超出了政治公關為大眾打做的簡單認知圖式，它不是傳統的泛民派與親建制派的對奕，也不是傳統的以NGO為本，以受薪組織者為主力的社運。它既是一個保育運動，也是市民參與城市規劃的民權運動，亦同時是一個關乎香港身分認同的運動。三者環環相扣，相互引發。
推動這個環環相扣的多元化運動的，與其說是海邊一小片公共空間，不如說是香港沉重的殖民性所遺下的價值空白、精神空白、認知空白。
對香港這樣一個(後)殖民的社會來說，歷史詰問就像童話中的孩子大聲問「為什麼皇帝沒有穿衣服？」——這種詰問永遠是危險的。因為「歷史意識」所要求的，正是一個社群的人，真正有誠意的面對他們自己的過去，因為只有這樣的誠意，可以真正的為下一代和整個社會指向未來。但這樣的誠意，卻不是往往以遺忘、掩飾、打哈哈為主導的香港殖民官場文化所具備。
當林鄭月娥在論壇上漫不經意地說：「我們做官的，通常第一個講完就走！」她不知道她已成為一個未來一整代人都不會輕易忘記的象徵——象徵覑時代的斷裂、世代的斷裂和認知的斷裂！
如果這場運動有什麼終極目標的話，就是不再讓任何吃港人供奉俸祿的官員，可以毫不羞赧地，講出這樣的一句說話！
明報 2007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