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整理：陳秉鳳
阿迪1996年入讀中大，主修英文，副修中文。1999年畢業後，在報館做了幾年國際版編輯，其後去伊朗學波斯文，回來後開始加入社會運動，2006年中大保樹立人、2006至07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2008年回中大反拆烽火台，2009年反高鐵保菜園村運動，至今他仍在關注新界各處的大型規劃、迫遷事件及有機農業發展等等。
運動員‧教會‧孤僻的大學生活
「中學時，我本來是想做運動員。那個年代興一種運動，叫『運動攀登』，剛剛那時，鍾建民和湛易佳登珠穆朗瑪峰……」這和他喜歡大自然的性格相當吻合。他中學時，就沉迷在攀石、行山、露營等活動之中。
但我們都知道，他並沒有當上運動員。高中時，阿迪進了一個基督教會，完全改變了他的生活。除了放棄當運動員，本來讀理科的他，因為考慮到將來可能要讀神學、走傳道人的路，亦放棄了選讀環境科學相關科目，進了英文系。
教會生活，在他大學生活頭兩年佔了很重位置。當時他的教會希望發展在中大的佈道隊，他也很熱切地參與其中。即使在英文系裡，他最熟稔的朋友，也是基督徒小組裡的組員。教會這一塊，若要深入講下去，恐怕就離題了，我亦沒多問。但這一塊可提醒我們的，是阿迪這個人，一想做什麼，就一頭栽進去，非要到「沉迷」的地步不可。
「我有另一面是孤僻……熱愛文學，想浸淫在文史哲之中。」他的大學生活，還有另一塊最主要的，就是學習。理科出身，文學底子差，相比其他同學會感到自己膚淺，但他非常享受在英文系讀書的過程。他副修中文，也旁聽哲學系的課。在選讀老派教授的課時，像中文系的佘汝豐老師，是令他頭暈轉向，又非常仰望的：「他們是中大特有的生物，他們的學問系統與現在那種（要寫論文那些）是無關的，佘生教韓愈文、柳宗元文，像是他要寫出那種文章。」
他說他和中大的關係，三年只是開始。他以自己的經驗，領悟出一種中大精神：「在香港這個什麼地方都充滿嚴密管理和規矩的城市，中大還剩下一點外面難得的寬容。畢業後多年我還可以繼續在這個地方生活，工作，讀書，聽課，還會碰上不少和自己差不多的怪人。」
畢業後在報館工作那幾年間，放假日子多半不是紅日，他常常選擇自己一人回中大泡圖書館及繼續旁聽。「會留意到一些人好像我一樣，總是會回來，佈道隊也有朋友，畢業十年，但在中大流連，住赤泥坪，過他的一種中大生活。」在他眼中，這些人的狀態，亦是中大承傳的一部份。「像一個容器，容得下這樣的群體。像老教授，不出文，用他們的方法做學問，很受尊重。中大是一個寛容的地方，因為有這種寛容，如果我有很多時間，有條件，我可以一輩子在這裡追尋學問。」
那種精神，與中大的環境也有關。「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角落，可以躺著不與人接觸。中大和我喜歡的環境是很接近，高山、荒野、一個人去露營，面對風雲變色。」
踏上社會運動之路
阿迪的人生軌跡，有一種規律，他說：「我有某些追求，而我覺得我是永遠追不到的。」於是想做運動員時，嚮往世界第一高峰；入教會，覺得要成為終身志業；讀書，也永遠讀不夠，離校幾年，在開始參與社運前，不斷回中大，上未上完的課。畢業後在報館做國際版，一直躲在報館中翻譯全世界的新聞，卻覺得離世界愈來愈遠，於是辭職後決定去伊朗，去看看那個充滿紛爭的真實世界，是怎樣的。
大學三年級後，他離開了教會組織，大概是讀過幾年書，以及經歷不同際遇與思考，對人生的路向有了不同選擇。到了後來，為什麼又會走上社運之路？
阿迪在中大時，沒有參與任何學生組織，也和傳統學運扯不上關係。他說他當時也有關心時事，個人而言也會參加遊行。不過那起點在更早，在八九六四，與家人一起去遊行。對他來說，參與遊行政治性不強，算是平常事。沒有參與學生組織，他說一來因佈道隊的工作，不能抽身，二來也覺得要自己和別人溝通辯論是很困難的事。反四改三、金禧事件那種火紅學運，在他的中大經驗裡，是沒什麼位置，亦感受不深的。而當時的社會氣氛，因剛剛九七回歸，他覺得大家都在一股迷惘當中，既不是八九時的熱情，也未到零三七一時的憤怒，夾了在中間。
「（2005年）在伊朗回來，想重新參與學生會，社運那些東西。這可能是個長久以來的願望，以前一來覺得自已距離好遠，二來覺得自己一個宅男入去好奇怪。人大了，我比較能去調整我自己內心的糾結。我覺得應該要做一些事，很基本的，一個人在社會上生存，就應該做一些事。而那在我的想法裡，就是參與政治，參與社會運動。」
他主動去找機會，先去了社會運動電影節的放映，認識了一些社運朋友，幫手做一些翻譯工作，亦參與了2005年時世貿部長級會議期間的抗爭。後來中大國際化事件時，他也有參與一些講座，認識了林藹雲等關心中大事的朋友。及後就加入了香港獨立媒體編輯部。
保樹立人 宅男的怒吼
「保樹立人，其實是一個宅男的怒吼。」2006年保樹立人事件發生前一段時間，他說他以「宅男的敏銳眼光」，看到校園開始改變。先是崇基圖書館旁邊的閱讀室，廁所裡本來有些很特別的尿兜，全被拆了。接著全間圖書館裝修，他很深刻的一個畫面，是在圖書館周邊，全都堆滿了準備棄置的枱椅。「我很不開心，覺得好浪費，其實那些東西是寶，大英圖書館都會留著從前馬克思個位！那些坐過的枱椅是不能丟的！」我說，那是不是好像宅男的手辦公仔，全被丟出街外？他大笑著點頭。
「我為此做了兩件事，一是執了兩三張椅回家，第二是決定我一定要報仇！」之後事件就去到當時的學生會發起「齊來保護我們的山城」聯署，當中披露了校方將為擴闊池旁路，斬掉許多樹。「枱椅你都丟了，還要斬樹？」他的心情，大概就是這樣的。他覺得要做些事，於是找了當時的學生會會長施城威，也聯合之前認識的校友，一起反對中大斬樹。
他說，那時候常有人以為他是學生會系統出來的人。他算是一個例外，廿幾歲，工作中，卻在搞另類的「學生運動」。非學生會體系出身，對他來說也有些好處。他覺得學生會有一套慣常的做事方式，與一般傳統壓力團體相若，即開記招和示威之類，同時間學生會要介入的議題很廣泛，就像一個小政府，什麼都要有立場。他不用跟遁這些傳統，可以從自己對中大的情感出發揀選議題，亦能嘗試以不同方式去推動改變。
「但我個人的經驗，很容易被忽視和摧毀，所以我才會爆發，然後我要把道理說出來。」他開始寫新聞，掌握事件的資訊，與校方人員對質。當時他所寫的報導，動輒數千字，亦在獨立媒體網站上嘗試做網絡動員。「（保樹立人）雖不算是一件大事，但嘗試了這套方法，對往後其他事會有啓發性。」
珍惜中大這個社群
他參與的兩次事件，都成功阻止了校方原先的計劃，池旁路的樹當時沒有斬，後來烽火台也不用遷移，反而是校方修改了圖書館新翼的設計。「我是很滿足的。其實我很感謝中大，你是很容易贏的，那種贏，是一種交流／對話。對話後有回應，有個結果與真實的校園相關，那是很重要的過程。那個進學園（圖書館新翼），現在的設計可能未必是最好，但在學校社群來說是很美好的事。」
「這些好的經驗，一兩次，足夠我捱很多年。那種能量，滿足感，能頂住之後十年的不愉快不成功。我是微不足道，但對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來說，那是很重要的」。對他來說，民女事件也是一樣，「香港有個中大這樣的地方多好，我們做一件『戇居』的事，擺一個這麼核突的東西在火車站。作為一個社群，能有這種事發生，是一間大學，需要傳承的重要寶物。」
校方在後來也有搞些規劃工作坊，吸納反對意見，但去參與過就知道沒什麼意思，因為所謂參與規劃，其實都是經校方操縱（manipulate）的過程。「但校方在面對一種抵抗時的做法，會允許保留一些東西，中大這種累積的歷史，在其他地方很少有這種機會。其他地方很容易讓這些事過去，一棵樹被斬，在別的地方不會受這樣的質疑。」
「一個群體的互相感應和默契，是對環境敏感，價值觀也會透過環境而傳承下來，所以到環境被侵害時，就會有人覺得不妥，做一些事去反應，而這種敏銳度，和我們看社會事亦是有一定相關性的。」他說。等如他看到周錫輝師兄等老校友，反對中大建新書院時的激動，就知道那裡有另一種情感在發生作用。對他而言書院並不重要，但他可以明白老校友們的執著。
在烽火台事件後，他又似乎沒再關心中大的事。「後尾我覺得自己超齡，無再繼續參與，但這個無參與，不會阻礙我覺得我仍是這個群體的一部份，我現在回來這裡仍是覺得很輕鬆。」不過他也說：「其實很多東西我都看不到，如外判制。我若可以重來一次，我會希望和在這裡工作的人有多點交流。」
大學應該是先鋒
最後我問到阿迪，對現在中大的感覺。他認為正因為大學是一個較為寛容的空間，所以應當是一個能實驗怎樣解決問題的地方。他提到關於現時香港甚囂麈上的中港問題，大學裡有不少內地生，在這個空間裡面，是否可嘗試用一些不同的方法，解決中港間的矛盾對立？「現在香港社會為這個問題在爭拗，在互相攻擊。大學就應該，像保樹立人一樣，在大學保一棵樹，才懂得在香港裡保樹。我們應做社會的先鋒，去產生一些新的講法去回應社會問題。」
回看阿迪在中大的經歷，其實不過和很多同學一樣，埋首讀書，覺得學生會、學運那種東西離自己很遠。那時候他雖然未準備好參與其中，但一切仍看在眼裡，並對中大的人文價值、自然環境、歷史、建築等有他自己的體會。在他當過記者，遊歷伊朗後，才開始身體力行去介入，去維護中大的環境，以及相對整個香港社會而言，他感到包容性較大的這個社區。現在也許很多人看到電視上的「社運人士朱凱迪」，都會覺得「像他那種人，當然能搞政治，我就不行了」。但其實他在訪問中，開口閉口說自己是一個宅男，喜歡一個人獨處，有些戀物怪癖，而非什麼奇人異士。我們能在他身上學習的，可能是那種致命的認真，以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仍要保護珍惜事物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