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影響一整代中國人的民運拉開帷幕，又迅速被迫關上。中國大陸曾經充滿對於自由和公平社會的憧憬和盼望，但當莘莘學子的鮮血灑在她的土地上，自由的種子被深淹活埋，只能悄悄在地下發芽。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當香港人目睹中國大陸這場浩浩蕩蕩的民主運動時，希望的漩渦把我們捲進：這場運動不單影響一代中國人，更影響了一代香港人。每年六月四號，燭淚總在香港各處星星落下。每年悼念，是憶起那濺血的長安大街與民主女神高聳的天安門廣場，是記起民工喊著德先生賽先生和學生高舉的自由旗幟，是回想百五萬人壯麗的走在港島大街和大球場那無法超越的團結集會。各人的六四拼圖不一，但悼的，是同一樁慘劇，是同一道疤痕。
六四的本土意義在於，一整代香港人與她扣連上情感印記、埋下「抗共」的政治土壤。北京那般腥風捲起後，全民「抗共」的歷史潮流進入香港的社會肌理。六四後，大眾意識到共產黨政權殘暴不仁，政治風向驟變，引發一波移民潮，亦滋養著香港民主派的興起。即使「民主回歸」依然在民心背向時高奏凱歌，對專制的反叛深刻地繡進港人的骨肉精神。親歷六四的人，六四烙印在他的生命經驗；從文本中閱讀六四的人，無不為學子吶喊，無不對政權憤怒。
六四屠城發生後，港人悲痛不已，時至今天，我們依然悼念這歷史的慘劇。紀念六四，不必然是基於中國的國族認同；紀念六四，也可以是紀念一樁與自身生命扣連的政治事件，可以是出於普世價值、珍視生命及對為自由民主獻身的人的敬重。八九民運早已在香港的其歷史上盤根錯節，並非單單發生在一河之隔、遠在北方，與港人無關的歷史。
廿多載寒暑，勾起港人悲痛和共鳴的訊息，主要落在「六四」二字。呼天搶地的情緒感召主導這個中國民運的紀念特質，「八九」二字，份量稍輕。紀念，不要止於「六四」，更要從「八九」開始。理解整個民運的前因後果，分析當時的社會脈絡和背景，是紀念的開端：傳承當年民運精神，堅持民主、法治、人權、自由，追求公平公正的社會，在日常生活展現抗爭意志，才是民運中最珍貴的信念。
六四過後，香港因恐共而掀起大移民潮，數十萬人在往後數年遠走他方；傘運過後，中共勢力在港肆虐，其爪牙猙獰的臉孔表露無遺，紅色資本入侵已導致香港五臟六腑氣虛神弱。政治、傳媒、出版、教育界別，一概遭到中共政權肆意統戰，制衡行政權力、教育市民的果效逐漸下降。港人深明政治環境的窘苦，卻展現遠超以往的勇氣：紮根香港的思想，再也不能逃離，只有奮起反抗。傘運後，迎來的不是移民潮，是歸化潮──共同的艱苦抗爭將身份認同注入精神肌理，將香港人和這片土地緊密連結。飄浮的港人身份，就此站住。
六四和傘運都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六四後中共全面為接收香港密謀盤算，修改基本法草案，剝奪港人公投自決及普選政治架構的權利；傘運過後，「全面管治權」的魔爪依然盤踞在香港上空，中共操控選舉和候選人，摧毀過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想像，真普選遙遙無期。此時此刻，抗爭，是港人的唯一道路。假如歷史教導我們視謊言為真實，八九年五月便不會有普羅大眾攜老扶幼，躺在軍車前勸喻誤信暴動消息的入城軍官棄械；假如歷史教導我們視強權為真理，八九年五月便不會有一群學生發起絕食，不死不休直至官員改革；假如歷史教導我們視抗爭為禁忌，八九年五月便不會有百五萬人在港遊行聲援北京民運，一場音樂會籌得千二萬直送廣場。
港人，曾經因恐懼而遷離；如今，需要每點力量，因希望而留下。
留下的星火，將燃遍香城。「命運自決」，由八九中國走到一五香港，抗命不認命。修改基本法，落實公民提名，全面直選立法會，是時代的責任。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