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這樣的三篇文：
王力雄的
神化天安門運動是我們的心魔—我為何在《天安門》製作人的呼籲書上簽名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528
呼籲書
紀念六四兼論言論自由及其倡導者
（長弓紀錄片製作組，2009年4月15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528
天安門倖存者、參與者和支持者致紀錄片《天安門》製片人卡瑪•韓丁和理察德•戈登的公開信
http://inmediahk.net/node/1003503
事情大概就是說，八九民運的學運領袖柴玲，認為當年的一套紀錄片〈天安門〉：
"在影片中使用選擇性的引述與詮釋及錯誤的翻譯，讓觀眾得出印象，以為柴玲在危險來臨時逃跑了，卻讓其他學生去送死，或以為她和我們所有學運組織者在挑起並期望血腥屠殺。"
而王力雄則出文支持《天安門》的製作者，長弓紀錄片製作組。
而我個人傾向支持長弓紀錄片製作組，因為：
首先，柴玲的確是有這樣說過，這是一個歷史的紀錄，是讓後人了解當時歷史事實的紀錄片，我十分不認同有人要以法律手段去妨礙歷史留傳的手法。
第二，我認為柴玲對長弓紀錄片製作組的訴訟根本毫無意義。
沒錯，我在天安門一片中，看到和聽到了柴玲說要自己求生、期待(或用柴玲的說法，等待)學生流血；但同時，我也看到當時的學生運動的實況：
如果當時我是這樣二十多歲的一個學生領袖，面對的是中共建國40年來未有的巨變，各地的青年人不斷到達天安門廣場，學生中激進的，手中拿個大喇叭，衝進廣場學運指揮部中說"學運不應該是這樣的，應該是那樣的！"，進來奪權，學生領袖光是應付這種情況已經浪費了不少心力和時間；名義上在我"指揮"下的學生和北京市民其實不太聽學生領袖的話，指揮組織混亂；學生領袖們對中共會如何和在何時出手清場又不知道。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要一個二十出頭的學生領袖在全世界的眼光面前，像一個從政多年的政客一樣，神氣若定、面面俱圓地說出連他 / 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學運的方向"、"學生將會面對甚麼"、一群其實很難用"指揮得動"來形容的學生和市民要如何應對中共的清場，這可能嗎？
所以，我在天安門一片中，看到的不是長弓紀錄片製作組對柴玲的"誹謗"，而是在承擔著幾十萬人的安危，面對著將要來到的血腥場面，卻甚麼都做不到，因為責任和壓力太大，又不知道自己和學運將要往那一個方向發展，就在鏡頭面前誠實地表達出自己茫無頭緒和不成熟的一面的一個年青人罷了。
對這樣的一個年青人，作出苛責，說她貪生怕死的、說她逃跑的人，我個人覺得這種人不是看那套片看得不認真、不了解那一套紀錄片，就是透過抹黑學生領袖來意圖抹黑整場愛國民主運動的人。
至於陳一諤說到"走路"(逃跑)學生領袖，港大的學生不就正正用他們的選票來告訴陳一諤和全球的華人，他們都知道陳一諤的說法是扭曲事實的了嗎？
所以我覺得柴玲對長弓紀錄片製作組的"誹謗訴訟"，根本毫無意義，面對那些根本不是要問事非，而是要耙黑材料來大做文章的人，用得著為了讓他們沒有黑材料可耙，就去做著和中共差不多的事：要歷史紀錄為了自己的好惡而改變，這值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