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安心事件 掀起輿論狂潮。街頭巷尾，人們摩拳擦掌，打著「撐大婆」、「打小三」、「鬧賤男」的性道德旗號，藉著媒體上偷拍的鏡頭，對「偷情」細節肆無忌憚地全方位偷窺與品評，並急不及待地要看早已爛熟於心的道歉劇本上演。有些人說，偷拍就算有錯，但錯不過偷情。有些人說，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生了違反社會道德的事情，公眾自然有知情權。有些人說，偷情者和第三者不值得同情，因為他們背叛了另一半，但大家圍插也不太好，只有原配有資格評論。還有KOL以「大婆」的口吻道出信任被辜負、忠貞被背叛的那種肝腸寸斷。觀點在寬容程度上是有差異的，從偷情者無人權到罪人只需向其所傷害的人認罪，不一而足，不過背後的基本共識是明顯且不容置疑的：在長期固定的親密關係（尤其是婚姻）以外建立的親密關係，是一種嚴重的背叛和傷害。換句話說，婚姻這種一對一永久親密關係的神聖，在討論中是被預設的前提。在婚姻的神聖光輝下，原配、賤人、小三，是永恆的鬥爭鐵三角，就算當下沒有小三的出現，這種潛伏的危機也在夫妻間形成了不可言說（或天天掛在嘴邊）的張力。
在性公會最新的直播評論中我們提出了另一個批判的視角來審視這個未經檢視的共識，對婚姻的不民主和暴力面向進行了探討。然而由於時間限制（不想像上次一樣任性地持續了90分鐘），再加上直播的形式本身也限制了表達的方式和可以承載的內容，感覺沒有能夠完整地去闡述婚姻如何不民主。於是引來各式各樣的問題，對此我想用文字稍微補充一下。
「只願一生愛一人：關於親密關係的想像」
關於婚姻，主流的想像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俗稱六個一），隨著社會價值的多元趨勢，人們對這一想像以外的實踐增加了一些寬容。目前人們對不能一生一世（離婚）的接受度最大，對不是一男一女的組合的接受度有所增加但也仍然偏低，而鐵打的一對一模式是幾乎紋絲不動的。要真正反思我們關於愛情和婚姻想像，排他性（exclusiveness）是一個必須觸及但總被遺忘的核心問題。
愛情和婚姻中的排他性，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被認為必然、天然甚至必須的情緒感受（例如嫉妒、感到被背叛），相信我們很多人都體會過。嫉妒在愛情裏可以是甜蜜的情感宣誓，也可以是佔有慾過強的展現，甚至可以是傷害、摧毀他人的利刃。
在直播中我們提出要換位思考另一半的感受和需要，我們的愛能不能體現出希望對方幸福——這是重要的，是實踐層面的主張，但仍然不夠有力，也沒有涉及對排他性的直接討論。只關乎實踐的主張一定會卡住在非常操作性的問題：「咁我就係咁愛佢，佢又可唔可以同理我的感受」或者「我真係努力嘗試理解，但我真係唔得，點解我要否定自己的gut feeling，係咪關係中任何我覺得唔妥既嘢我都要妥協」，然後就會變成純粹心理輔導。更何況，我們不能否認我們在愛情中的真實感受，我們不能說，你這樣感覺是不對的，應該那樣感覺。正是這種感受真切地構成了我們愛的體驗，並為愛情的排他性建構了強有力的論據。
「排他性親密關係的內在矛盾」
或許我們需要以另一個方式重新審視這種排他性相關的感受。我們已經確知人類社會也存在非排他性的親密關係，例如加拿大某些因紐特人（Inuit）的群落，中國的納西族摩梭人群落，薩摩亞某些島嶼群落⋯⋯現代社會中多元關係或者多元成家的實踐也逐漸顯現在大眾視野中。這說明感受也可以是一種社會文化的產物——「嫉妒」、「被背叛」的感受並非必然，它們來自我們賦予親密關係的意義，反映的是處於特定時空背景下的我們如何理解和實踐親密關係。
排他性反映出我們將所有不同類型需要的滿足都投放在一個伴侶身上，與此同時期望對方也是如此（van Hooff, 2017）。我們期望對方無論什麼類型的親密情感（intimacy），無論由什麼引發的親密情感，都必須是建立在我們和對方之間。於是衍生出關於信任與坦誠的問題成為愛情的核心課題，這就是感覺嫉妒、被辜負、被背叛的基礎，但這裡的「信任與坦誠」，不是「信心與真實」（faith and authenticity）——不是相信真實的自我會為彼此全然接納，也不是相信對方無論發生什麼都依然愛我，甚至不是相信無論未來發生什麼，對方這一刻的情感都是真實的——而是交出全部身體與內心，鉅細靡遺，一覽無遺，盡在掌握，將所有有關對方的私密知識（intimate knowledge）壟斷起來。可謂之以不信任的方式實現「信任」。於是個人在親密關係中就必然面臨失去自我的威脅，因為這種親密關係的想像要求取消個人的邊界（而且這個「要求」被視為不容置疑的正當權利），二人成為一體，然而又不是一個有機、平等、自主的一體，而是取決於誰更有能力影響／主宰這個「一體」。
所以這種親密關係的想像勢必造成大家想要在對方身上壟斷盡可能多的私密知識，與此同時為自己保有自留地，因為knowledge is power。我們想要確保對方的忠誠，但我們卻不想完全繳械，因為我們並非不知道「全無保留」會對自己造成的麻煩。但我們覺得自己是肯定把持得住的，我們也只信任自己有能力把持得住，就算把持不住的時候我們也還可以視之為「逢場作戲」，無論當下自己內心是否有享受過那一點點似有若無的曖昧，我們還有很多「兜返轉頭」的餘地。可謂之以不坦誠的方式要求「坦誠」。於是我們就在這樣的親密關係想像中，吊詭地在口頭和心思意念上都高舉著「信任與坦誠」的信條，實踐中卻各自想要保有規則以外的自由，呈現出與「信任坦誠」完全相反的場景。
「婚姻與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我們回看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會發現有許多和婚姻制度高度相似之處。婚姻要求我們一生忠於配偶，黨連我們真心相愛都不可以，只能一心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由黨和黨的領袖取代那個親密關係中伴侶的位置。那個時候對著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過「組織生活」，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和親密關係中的報備行蹤、反覆確認愛的忠誠，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私密知識的壟斷，都是消解個人的邊界，以使個人的身心都歸順於共同體的理想。然而身為共同體的一員，個人對共同體包括誰不包括誰、什麼才是共同體的最大益處、怎樣才是共同體發展的最佳方案等問題並沒有多少話語權。共同體（婚姻家庭）只是一個用來讓個人無條件犧牲的至高無上的名號，神聖的情懷背後是赤裸的權力關係。
沒有人敢說不愛黨或者黨不是自己生活的全部，因為這違反唯一正確的道路。黨要掌握關於你的一切有用信息，因為黨要確保你的忠誠，而你必然不可能真的把黨變成生活中一切的主題，連黨委書記自己都做不到。於是你會保留一個空間給自己，但對外仍然要擁護一種貫徹始終的忠誠。大家也是心照不宣，在可以接受的範圍陽奉陰違，或者內化得嚴重點的話陽奉陰違得來帶有一些罪惡感。可是這些空間是會冷不防收緊的，由於某些事件挑動了黨的神經，或者黨正經歷內鬥，或者黨想推行什麼政策，又或者有人看你不順眼想整你，突然原本的自留空間就被揪出來示眾了，接著遊街批鬥，被其他的無產階級抄家、踩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而我們全社會對婚姻不假思索的高舉同擁護，對違規者無所不用其極的羞辱，在傷口上肆無忌憚地撒鹽，甚至對持不同觀點者也要一起消滅，這種污名也極有可能成為一生的印記在未來的歲月被反覆翻炒，其狂熱與殘酷就如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反右和文革。
之所以說我們對於親密關係和婚姻童話的想像指向的是不民主的制度，就是因為它所產生的規則，無論在理念本身，權力架構，還是在每個人的具體實踐中，都呈現出壓迫性與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我們將伴侶的身體和心靈都視為自己所擁有之物，正如黨國也將人民的身體和心靈視為國有資產（被判「一生不可自決」的香港人對此應是最有感觸），身心的自主被扭曲成了規則以外的特權或者犯罪行為——在劉鑾雄和毛澤東（註1）身上那就是特權，在許志安和遲志強（註2）身上那就是越軌犯案，在黃心穎和馬燕秦（註3）身上那就是死罪。更為諷刺的是，我們明明是被專政的無產階級，卻還要打著專政的名義彼此踐踏。
而對於鄭秀文，難道社會真的有給予她選擇的餘地嗎？如果她真心愛著許志安卻也不希望對方因此被迫囚禁在一對一的世界裏，在要麼原諒要麼離婚之外，社會有允許她做其他選擇嗎？如果她說「其實這是我們之間達成的協議」，社會會接納嗎？還是會冷嘲熱諷，連她也一起拖入羞辱的漩渦，許志安反倒像周焯華、鄧兆尊一樣被奉為實現直男夢想、終極人生贏家？或許，某些KOL對鄭秀文表態原諒的讚揚帖文（見圖），便揭示出社會其實只留了一條「正道」給她及所有有意走入婚姻的女性：成為一個「心胸大的好女人」、「娶得過的好老婆」。
看著這則帖文，腦海中想起的是關於我爺爺的一段並不怎麼相關的往事。爺爺生於辛亥革命，參加過抗日戰爭，對共產主義有著真誠堅定的信仰，他的哥哥是中共地下黨員，以國民黨的身份潛伏在「敵方」收集情報。由於身份遭疑，他的哥哥逃亡回大陸，卻正好遭遇文革。由於知道其地下黨員身份的上線都給批鬥死了，沒人能為其作證，最後被當作反革命份子就地槍決，沒有被國軍殺死反倒給共軍殺死了。文革平反後，根據新發現的資料，洗清了這個冤案，然而人死不能復生，爺爺作為親屬收到了一筆國家賠償。父親告訴我，爺爺用這筆錢在鄉下建了一所小學，對黨從沒有一句怨言，對黨的信念也不曾有絲毫的動搖。他說，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註1：可見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一書中憶述的有關毛澤東性生活的情節，當中特別提到了中南海每週舉辦的舞會。
註2：遲志強曾和陳沖同為國內影壇明星，由於與女舞伴跳「貼面舞」，在轎車裡女伴坐在其大腿上等「罪行」，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嚴打」行動中被控聚眾淫亂，判刑4年。
註3：馬燕秦是一位民間家庭舞會組織者，由於時常在家中舉辦舞會，跳貼面舞，與多人發生過性關係等「罪行」，在「嚴打」行動中以流氓罪判處死刑槍斃。
參考文獻：
van Hooff, J. (2017). An everyday affair: Deciphering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women’s attitudes towards infidelit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5(4), 850-864.